跟随北京养老驿站员工走进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家中，我们发现许多高龄、失能或失智的老年人家庭都不得不请保姆或购买养老服务，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细心看护，突发状况更需要及时响应，而忙于工作的子女们常常力不从心。当将80位北京老年人的访谈资料拼凑在一起时，一种新的养老选择次序链条逐渐浮现。在这些老年人的表述中，儿女优先的传统养儿防老观念正在演变为社会化服务优先的养老观念。这种在超大城市率先出现的新养老观念，或可窥见中国养老格局和家庭伦理的转变。

　　传统的养老格局：由内向外 

　　王奶奶最初是以保姆的身份来到老刘家的，她不识字，一只眼睛还在支援前线打仗给士兵送担架时被炮弹轰瞎了。王奶奶的一生非常苦，她原来有一个丈夫，后来丈夫去长征了，她留在家照顾丈夫的父母和8个弟弟妹妹，等这些孩子成家立业、公婆也安享晚年后，王奶奶才卸下包袱喘了一口气。后来，丈夫在部队升官了，进了北京城就再也没有回来，还转头跟身边的护士结婚了。王奶奶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养育的一大家子里也找不出一个人愿意为她养老送终。之后，王奶奶前夫的战友给她介绍了老刘。老刘的老伴早年间去世，老刘也一直在内蒙古基地做监工，不能常回北京照看孩子，所以战友就介绍王奶奶去老刘家当保姆。后来部队里的首长跟老刘说，现在风声紧不允许家里使用保姆，人家长期照顾你们家，一直没名没分的不好听，老刘没办法只得和王奶奶领了证。直到晚年，王奶奶一直是老刘的儿媳妇伺候的。

　　其实，王奶奶这一生的经历是很多传统女性的写照，她们在家里更像“保姆”的角色，伺候公婆、丈夫和孩子，而当她们晚年的时候，一般还是依靠儿子，准确地说是儿媳来照料，而这个儿媳的养老又由下一个儿媳负责。因此，传统上，中国老年人在养老方面遵循着自己—配偶—儿子儿媳或多子女轮流—远亲友邻或居家养老服务—养老院的选择序列。

　　转型期的新养老格局：从子女优先到服务优先 

　　在跟北京老年人聊天时，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现在真指不上孩子养老。”但是，当询问长期负责照顾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员工时，他们却坚定地说：“真正能给老人兜底的还是孩子。”这两者间的微妙张力悄然暗示着养老的确发生了某种转变，但是仍旧有恒定的东西保留了下来。

　　徐爷爷的生命历程中凸显的养老次序性可以理顺这种张力。徐爷爷育有一儿一女，早年间和老伴相依为命，在他80岁那年，老伴不幸去世，徐爷爷悲伤过度也住院了一段时间。那期间，子女忙于上班，所以儿子给老爷子请了私人护工。后来徐爷爷出了院，儿女不放心他身边没人照顾，就前后托熟人请了4个保姆。随着年岁渐大，徐爷爷的身体欠佳，缺乏安全感，他时刻提防着保姆，还叫女儿在家里装了监控器帮着监控。平常他也没少和保姆置气，觉得自己没洗澡她先洗澡。老爷子过日子比较拮据，现在天天就跟保姆较劲，因此徐爷爷陆续辞退了保姆。听说社区里的养老驿站刚开张，他想着先把房间占下来，要不大家一抢就没有了，就下定决心第一个入住。他觉得驿站离家那么近，随时回家会很方便，没想到赶上驿站封闭管理，并且在驿站里也有各种不顺心的事，因此他熬到儿子退休，便和儿子诉苦：“这地方真养不了老，还得是你养我，要不我就只能去养老院了。”儿子听到后赶紧把老爷子接过去一起住了。

　　徐爷爷在各个阶段都选择了不同的照料主体，他的选择次序也和很多北京老人的选择不谋而合。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当前，超大城市开始出现一种新养老格局，老年人在观念层面逐渐形成一条相对完整的、有先后次序的养老模式选择链条，他们会鉴于健康、年龄、家庭条件和社会风险等因素依次选择不同的养老方式。当夫妻双方年轻、身体健康时，他们通常选择自我养老。如果夫妻一方出现健康问题，一般选择配偶养老。而当夫妻一方失能、失智、高龄或者逝世，老年人会在居家的前提下，优先选择社会化服务进行养老。其中，家庭往往通过熟人介绍来选择服务，并且需要和服务方建立一定的私人关系和特殊信任。如果老年人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发现各种问题，他们才会选择子女养老。如果此时子女还未退休或小家庭还未成熟，那么养老院便成了老人的最后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已经很难再受到传统孝道的指摘。

　　这类新养老格局主要有以下四点特征：第一，周期性。老年人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依次做出自我养老—配偶养老—居家社会化服务养老—子女养老—机构养老的选择。第二，伦理性。老年人依次选择的养老模式背后分别遵循着夫妻一体—熟人与特殊信任—责任伦理—陌生人与市场逻辑的伦理观念。第三，层级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一般有不同的养老选择次序。第四，关联性。尽管不同阶段只有一种主导的养老模式，但是其他养老方式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如在社会化服务养老模式下，子女也会起到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或短期照料的辅助作用。

　　　新养老格局背后的伦理观念 

　　新养老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老年人从子女优先的养儿防老观念转变为社会化服务优先的养老模式。但是，当一个家庭没有选择时，如经济实力有限或子女和老年人只有一套房的前提下，他们一般还是会在选择配偶养老之后直接选择子女养老，子女成为他们养老的唯一兜底者。此外，尽管不同阶段只有一种主导的养老模式，但是其他养老方式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因此，中国并未从反馈模式走向接力模式，而是反馈模式顺应时代发展有了新的特征。

　　实际上，这种变化深受责任伦理的影响。当代城市老年人已经开始反思责任伦理在新情境下是否还合乎情理，比如，是否要为子女无止境地付出而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拉扯第三代是否还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同时，老年人的“不忍之心”也建立了向下伦理的边界，不少老年人不忍让独生子女背负自己或兄弟姐妹照料父母时都体会到的崩溃和重担，所以反而会提前为养老积蓄财力，而不是无限制地将所有资源流向子代。这都促进了责任伦理从无限性转向有限性。

　　同时，当代责任伦理还发展出了双向性和延迟性特征。双向性指老年人对子女并非毫无要求，而是暂时将孝养分离，不要求子女长期照料或经济支持，转而希望他们负责监督社会化服务、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和满足精神慰藉需求等。另外，对子女而言，当他们度过小家庭的成长期，迎来小家庭的成熟期，也就意味着有时间、精力和资源对父母进行反哺。同时，子女还会在抚育自己孩子的过程中体会到为人父母的不易，即便“少年时多不知孝”，然而“养儿方知父母恩”，此时赡养父母、送父母最后一程的重要性，甚至比“扶孩子上马后再送一程”更为重要。

　　延迟性体现为，现代社会人均寿命相应延长，抚育孩子、购房购车成本更高，小家庭的生长期更长，人们的情感也需要在这种新的家庭生命周期和个人生命历程中自然生发、缓缓流淌。因此，如何在小家庭成熟之前让老年人可以先依靠社会化服务进行养老，尽可能延长这段时间让子女做好充足准备，同时让老年人有更多的尊严感，是我国开始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目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