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科技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卫星遥感、无人机、实景三维、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提升数智化保护水平，加强文化遗产数字档案和数字资产管理”。数智时代，AI正在深度介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从图像识别、病害监测、三维重建，到大模型问答、AIGC复原和沉浸式展示，AI为文化遗产保护创造了新的可能、开辟了无限空间。然而，越是在“AI赋能”成为广泛共识的时候，越有必要深入追问：AI究竟在为谁赋能、赋什么能，又以何种方式赋能？如果文化遗产只是被动地成为算法演示的材料、模型训练的样本和视觉消费的对象，那么所谓“赋能”就可能遮蔽文化遗产自身的价值意义。数智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不是一味强化“AI赋能”的技术叙事，而是要适当转向“AI释能”的现实诉求，即通过技术释放文化遗产本身蕴含的知识、证据、审美和公共价值。

　　AI介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在壁画保护中，AI可用于病害识别、裂隙检测、烟熏去除、图像增强、线稿补全和虚拟修复；在古籍整理中，OCR、版面识别、自动断句和文字校勘提高了大规模文献处理能力；在博物馆馆藏管理中，图像识别和知识图谱能够辅助文物分类、相似图像检索和跨馆藏关联；在传统工艺研究中，机器学习可用于纹样检测、色彩提取、工艺流程记录和数字展示。然而，各种衍生问题也如影随形。例如，一些AI与文化遗产相结合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模型是否新、标准是否高、生成效果是否惊艳，却较少追问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本身究竟增加了什么知识、解决了什么问题、形成了何种可验证的证据。于是，文化遗产被转化为算法应用的“场景”，文物图像被转化为可供训练的“样本”，历史对象被转化为参数优化的“材料”。其结果是，一些成果只在呈现效果上让人耳目一新，但对于文物保护、文化传承和历史研究的实际贡献并不充分。

　　首先，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实现从算法中心叙事向遗产中心叙事的转型。AI应用不能只问算法是否先进，更要问它是否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是否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增量、是否深化了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否则，文化遗产就会从研究对象退化为技术样本，从历史见证退化为算法素材。数字化真正改变的，不只是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也包括文化遗产进入知识生产的方式。一件文物被拍摄、扫描、建模以后，并不只是多了一个高清图像或三维模型，而是成为包含来源、年代、材质、工艺、图像内容、保存状态、修复记录、权属信息、展示历史等多重信息的数字对象。元数据、分类体系、知识图谱和关联数据，并不是附着在文物之外的技术标签，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遗产如何被检索、比较、阐释和再利用。

　　如果说数据化解决的是如何组织文化遗产，那么AI面对的则是如何从这些组织起来的数据中发现新的知识。AI释能，就是通过数据组织、语义关联、模式识别和智能检索，释放文化遗产自身已经蕴含但尚未充分显现的知识能量。例如，面向中国传统纹样的智能检测，除了让模型识别“龙纹”“凤纹”“祥云”“莲花”等图像类别，更重要的是在大规模馆藏图像中定位纹样单元，建立纹样与器物、材料、时代、地域、工艺和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专家判断提供更丰富、更有序、更可复核的材料。

　　其次，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从视觉真实转向基于证据的真实性。AIGC、数字复原、沉浸式展示、虚拟场景能够增强文化遗产的可见性，但也可能制造“逼真的误认”。尤其在遗址复原、古建筑复原、壁画补全、人物形象生成、历史场景再现中，AI很容易把推测性内容包装成确定性图像。一个图像越精美、场景越沉浸、交互越流畅，越可能让公众忽略其背后的证据等级、推理链条和不确定性。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真实，不等于视觉上的逼真。技术不能替文化遗产作证，生成算法也不能自证其历史真实性。

　　事实上，修复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无论实体修复、数字修复，还是虚拟复原、生成式补全，都必须建立在严肃证据和合理推理之上。由于年代久远、材料老化、环境侵蚀、历史记录残缺等原因，文化遗产必然存在某种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应当处于可说明、可讨论、可约束的范围内。比如，对于一处残损壁画，哪些部分来自现存实物，哪些部分来自早期照片，哪些部分来自同类图像参照，哪些部分属于算法推测，哪些部分只是展陈中的艺术化表达，都应当被清楚标明。否则，AI修复越成功，反而越可能降低公众对真实证据的辨别能力。这并不是对AI修复的否定。AI既可以提出候选方案，也可以辅助线稿补全、色彩推测、图像增强和病害识别，还可以帮助研究者比较不同修复路径的各种效果。但最终的文化判断、历史解释和修复决策，仍然需要文物保护、艺术史、考古学、材料科学和相关传统技艺专家共同完成。AI生成的“像”，不能直接等同于历史上的“是”。文化遗产保护所需要的不是毫无裂缝的视觉奇观，而是能够诚实呈现证据、推理和限度的知识表达。 

　　最后，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从单独展示转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以来，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容易形成一种“项目化”逻辑：一次采集、一个平台、一场展览、一轮传播。这样的工作当然有其意义，但如果数据不能长期保存、标准不能互通、系统不能更新、成果不能共享，就很难真正服务于文化遗产的持续保护与全民共享。AI尤其依赖大规模、高质量、结构化的数据资源。如果文化遗产数据长期分散在不同机构、不同平台和不同项目中，缺乏统一规范和开放机制，AI应用便容易重复建设、低效训练、各自封闭。 

　　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历史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保存、研究、教育、传播和共享作出贡献。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提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并强调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就意味着，文化遗产数智化不仅是技术项目，还应成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例如，在“中华古城数字图谱集成”工程中，文化遗产数智化的重点不只是为古城生成可观看的数字模型，更是把城址格局、历史沿革、空间形态、文献记载、遗产要素和保护利用信息组织为可关联、可查询、可解释的知识网络。文化遗产数据涉及国家文化安全、文物安全、知识产权、民族文化敏感性、社区权益和机构责任，这就需要建立兼顾保护与开放、专业与公共、效率与伦理的治理机制，在权益清晰、安全可控、开放有序的基础上推进利用。只有当文化遗产数据能够被规范采集、可靠保存、准确标识、分级开放、持续更新，并与教育、研究、展览、创意转化和公共文化服务形成良性循环，AI才可能真正释放文化遗产的公共价值。

　　AI之于文化遗产保护，既不是“万能钥匙”，也不是“外在装饰”。它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替文化遗产说话，而在于帮助文化遗产以更可靠、更开放、更可持续的方式被看见、被理解、被研究和被共享。从AI赋能到AI释能，意味着把技术重新安放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证据链、知识链和价值链之中。唯有如此，数智技术才能不止于制造新的视觉奇观，而是真正参与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

　　（作者系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华文明数智创新研究实验室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