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安达·阿纳斯塔萨基  李凯旋/译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不确定性与动荡风险。地缘冲突延宕外溢，大国博弈加剧，军事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构成科技变革领域的重大历史性飞跃。技术本身并不自动带来公正。当人工智能被资本逻辑主导，就可能在新的劳动形态中制造新的不平等、新的依附和新的排斥。由此，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在霸权政治、经济危机和技术变革交织的时代，进步力量如何重新获得组织人民、代表人民和引领社会变革的能力？这首先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治理问题。

　　面对上述挑战，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与其他部分左翼政党正陷入相似的建设困境和治理危机。它们在选举政治中被资本逻辑、媒体逻辑和短期民意所牵引，逐渐失去阶级代表性、组织动员能力和长期战略能力。

　　中国经验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可移植的制度模式，而在于它回应了政党如何重建与人民的联系、保持战略定力和引领力等普遍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及其强大的群众动员实践为西方左翼政党提供了重要参照。1949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性跨越植根于集体奋斗与实践，依托党领导下的国家制度实现科学决策。作为秉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研究机构，我们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开展自觉而有组织的行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社会主义实践。凭借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领先成就，中国不断赢得各国人民的尊重，成为数百万人心中变革的希望——这一变革既改善民生，也为年轻一代筑牢未来根基。

　　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肯定杰出历史人物尤其是伟大领袖的作用，他们引领群众在阶级斗争中开辟新路，改变了国家乃至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进程。年轻一代有必要深入研读毛泽东传记，理解他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位从近代中国苦难与抗争中走出的伟大人物，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更以其思想和实践深刻影响了国际工人运动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卡尔·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人物同样是其所处时代条件的产物，但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个体必须具备与时代需求相契合的能力与特质，从而对历史进程施加加速或方向性的影响。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从他的领导中汲取灵感与信心，更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找到了前行的方向。而这份信心与希望，已远远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在非洲、南美洲、欧洲、中东和亚洲的广袤大地上，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正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中，感受到一个大国对公平正义的坚定追求，看到了人人共享的美好愿景。

　　面对霸权政治、战争风险、贫富分化、生态危机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劳动形态，各国劳动者需要更有组织、更扎根人民的政治力量。中国方案最值得借鉴的，是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中心主义的政治想象——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发展为方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归宿的道路。中国经验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提醒我们：左翼政党要赢回民心，就必须回到大众之中，回到劳动现场，以长期战略回应资本、冲突、不平等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时代挑战。

　　（作者系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书记、国际工人研究所执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