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小说批评对作者的最高评价无过于“才子”，而到了清末民初时期，批评者普遍称作者为“小说家”。无论是“才子”还是“小说家”，古今批评者重视的都是小说作者的创作才能。西学东渐以来，随着对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批评者对小说创作有了新的认知，他们开始较为系统地探讨小说作者的才力问题，并强调小说创作的“天才”或“别才”。这与传统小说批评所谓“才子”之论一脉相承，但此时的才力之论乃专就小说而言，并不涉及其他文学体裁，且与传统小说批评对“才”的关注点亦有所不同。

　　强调小说创作之“天才”以提高作品质量。近代学人强调小说创作“天才”的概念，首先是为了扭转小说作品质量日趋低劣的局面。1923年1月15日《商报》副刊所载《小说的盲目生产》一文称：“小说家的稿件，在量的方面讲，实在惊人。如果要在质的方面讲，善读者早就不敢许可了。”晚清以来，庞大的创作队伍与简短的创作发表周期，极大地影响了小说作品的艺术水准。此时强调小说创作才能其实是评论者在试图遏制小说创作的狂热局面，是他们对小说作品粗制滥造的一种纠正。既然小说创作不能盲目，那么就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认真的修校，“名小说家”尤其需要在创作中施展与名声相符的才力。

　　才力又有“天才”与“人才”之别，多数小说批评者都肯定“天才”。天才，即天赋之才；而人才则是后天习得之才。在近代批评者将小说置于文学的范畴进行讨论时，小说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被认为作家必须具有特殊的才略才能创作出来。藏拙斋主人在《小说闲话》中说：“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小说亦然”，即是强调小说创作特殊才能的例证。所谓“别才”，就是作者先天的才情，而这种别才正是写好小说的关键。同时期的通俗小说家也曾有相近的观点，如顾明道在《稗苑谈屑》中说：“突梯滑稽之作，非有慧心粲齿者不办。”“慧心粲齿”也指作者独具的才能，同样属于小说家所具备的异于常人的才气。然而，拥有“天才”之人不可多得，小说家之名便也不易获得。在小说作者难以计数的情况下，近代评论家对“小说家”的评定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小说作者“天才”的认定。

　　重视才学的修习以补“天才”之不足。由于“天才”不可强求，所以在肯定“天才”的同时，近代学人进一步指出经验、思辨、修习等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多数批评者虽都肯定“天才”，但只肯定“天才”而摒弃或忽视“人才”的批评者却很少。批评家石苇曾在《小说作法讲话》一书中专门谈及“创作与天才问题”，他列举了古今中西关于“天才论”与“反对天才论”的各种论断，其中“天才论”提到齐梁时期的刘勰、英国的特莱顿（Dryden）、美国的伊墨生（Emerson）等人，而“反天才论”则引述了张天翼及鲁迅的观点，最后提出“天才”固然重要，但天赋之外的经验、观察、思辨、修习能力等更难能可贵。在石苇之前，大多批评家在称赏“天才”时也并不否定才能的后天培养，如黄厚生在《述小说之创作格》一文中就说：“创作岂易言哉，必也得之天也厚，受之人也大。换言之，即人力天才，务须双方并进，否则艺术不高，作品无光。”即认为好的创作需要人力与天才的共同作用。

　　不少批评家本身也是创作者，因而他们在进行小说批评时难免拔高了自己的“才力”。多数作者都不愿承认自己没有“天才”，即使认识到自己才力不足的小说创作者，也更倾向于从“人才”上寻求解释。但是，忧心于小说质量的批评家希望找到解决小说质量低劣的办法，所以，他们也强调后天创作才能的习得，强调“人力”便成为一种惯例。对于作为小说创作者的批评家而言，“天才”显然不如“人力”更有说服力，因为只要才能可以“养成”，他们大多数人便拥有了成为“小说家”的希望。

　　引入西方小说理论深化“人才”之内涵。近代学人对“人才”还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既有对古人“才学识”理论的延续，也有对外来的思想、情绪、想象等理论概念的吸收。关于学识对“天才”的补充，清末民初时期的小说批评者沿用古人对于诗文创作才力的论述，也多从学问、见识上入手，论证小说创作才能的积累与养成。如纳川在《小说丛话》中说“著小说者其文章学识，必高出此小说数倍，始能挥洒自如”。范烟桥也说“著小说须具干净之胸襟，阔大之眼光，真实之学问，爽利之笔墨，撷作浓厚之事实，乃为之点缀敷衍，曲折既多，理路又清，遣词造意，宜雅宜俗，如此著作，必有可观”。眼光、学问、阅历就是古人惯常论述诗文创作所需的学识，近代学人直接将其移用于对小说创作的阐述中。

　　在借用西方的小说理论探讨小说创作才能的培养时，詹奇强调的是作家的生活、思想、情绪、想象对才能高低的影响，傅岩在《小说通论》中也认为，小说家的养成需要道德、知识、经验，而徐敬修在谈到“作小说之方法”与“作者之才能”时同样认为，作者“必根据真理以立言，有确定的人生观，有丰富的想象力”“更必有丰富之经验，真切之观察”等。这些批评家将古时所论的学识转换成了阅历、经验等概念，将决定作者才能的因素扩大至情绪、思想以及想象力等内容。他们对小说创作才能的要求进行了翻新，将主观的情绪、想象等状态与客观的识见、经验等条件结合起来看，不刻意区隔“先天之才”与“后天之能”，而是直接阐述构成作者才能的所有重要因素。显然，他们强调的不只是学识，更是创作者的思想与人格。

　　可以说，近代小说批评中关于“天才”的相关论述是对传统“才子”之说的延续，同时也具有现代小说理论的特点。相较于“天才”之论，近代小说批评家亦吸纳西来的“情绪”“想象”等概念，但其“兼顾学识以补天才”的小说创作观点并没能超出传统诗文批评中的“才学识”范围。而将“天才”运用于小说批评，一方面说明小说这一文体被纳入了主流文学体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评论家对小说家提高创作能力寄予厚望。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