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命题以来，相关研究渐丰。研究人文经济学尤其要注重规避两类偏误：既不能将人文经济学简单理解为文化产业经济学，将新学科降格为部门问题；也不能把文化仅当作可计量的增长变量，看作外在于人的投入品。要真正回答文化经由什么人、通过什么机制进入经济，就需要在人文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依次回答：理论上以什么立论，时代上为何是当下，实践上回应什么课题，确立人文经济学发展的立论之基、时代之据与实践之归。

　　人文经济学的立论之基

　　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与文化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身处特定文化传统与价值秩序之中、从事经济活动并追求全面发展的人。以“现实的人”为研究对象，学科重心便从“文化为经济增长贡献了多少”转向“经济如何成就人、人如何支撑经济”。

　　对象决定起点。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其需要、偏好与目标并非外生给定，而是在文化传统与意义世界中生成的。传统经济人假设以偏好稳定、效用最大化为公理，换取了分析的精确度，却把规范与意义逐出经济学的核心，使人沦为精于计算的“最大化”装置。阿马蒂亚·森以可行能力重释福祉，行为经济学以有限理性修正理性人，经济社会学以社会嵌入性补充市场抽象，虽各有推进，却没有触动公设。人文经济学把逻辑起点由“经济人”移至“文化人”，是对学科根基的整体调整。这一调整有双重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义利并举、经世济民的传统。二者经由“第二个结合”在经济学领域贯通起来。

　　起点一经改变，价值取向随之显现：经济发展本身不是最终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经济与人文不是手段与目的、工具与效果的关系，而是彼此成就的共生关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轴心立基，常被疑为以规范侵入实证。事实上，任何经济理论都以特定的人的形象为前提，经济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立场。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学要不要价值预设，而在于它以何种价值立基。人文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并不取消效率、增长等实证议题，而是为其确立坐标，即在规范层面回答“为了谁”，实证层面回答“如何实现”，二者分层而不相混。

　　至此，对象、起点与价值取向分别回答了“研究谁”“从何处出发”“为了谁”，三者还须由一个贯通文化与经济的机制连成整体，即“以文化人—以人促经—以经育文”的价值循环。以文化人，指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能够塑造信任结构、商业伦理与共同价值，降低交往成本、校正增长方向，其作用的中介正是被文化塑造的现实的人。以人促经，指在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的今天，人的创造力、责任感与审美判断成为最稀缺的生产性资源。而这只能由人文环境长期涵养，无法靠追加投入直接获得，故人文投入本质上是生产性投资。以经育文，指经济发展为文化繁荣提供物质基础与传播渠道。但这一过程中面临过度商业化、精神产品快餐化的风险，须以人的尺度加以调节，使文化在量的扩张中保持质的提升。三环相扣、循环往复：文化滋养人，人支撑经济，经济反哺文化，复又成就人。循环随发展阶段的演进而升级，由文化资源驱动、产业牵引，走向人文要素主导的更高形态。

　　人文经济学的时代之据

　　学理上的可能性，在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唤醒。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与发展，根源于经济现实的三重变化。三重变化的指向高度一致：文化由经济的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人由一种要素回归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换言之，是经济生活本身把人文推到了台前。

　　需求结构之变，让人的精神需要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2025年，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46.1%，物质需要的边际满足趋于饱和，审美、意义、归属与自我实现等非物质需要增长更快，日益占据主导。文化消费由少数人的雅趣变为大众日常，演出、文旅与数字内容持续升温。需求的改变使经济活动的目的随之位移：它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手段，而日益成为人实现自我的场域。

　　生产方式之变，使人文要素进入价值创造的内核。2024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6209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61%。与此同时，在数智经济中，内容、创意、审美与叙事直接构成生产要素，成为竞争的维度，数字内容产业的迅速崛起证明，文化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外部点缀，而是成为价值的来源。生产方式在变，解释生产的理论也要变，文化与意义必须进入经济分析，而不是被置于模型之外。

　　动能结构之变，使人的创造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而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能够持续自我更新。人的创造力恰恰由人文环境孕育，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优质的教育与公共文化、鼓励探索的社会土壤，都构成创新的隐性基础设施。就此而言，人文投入正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资。

　　人文经济学的实践之归

　　立论之基与时代之据，最终要在回应现实课题中落地生根。三重变化在改写经济面貌的同时，也把三类课题推到台前：新的需要如何不被扭曲，数字生产如何不侵蚀人的主体性，创新动能如何获得持续的人文滋养。这就要求在经济治理与发展的实践中，贯彻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取向。

　　面对需要之变，以人文尺度引导需要。需要会生长，也会被塑造。缺乏价值引导，精神需要可能被诱导为消费主义与感官刺激，人的全面发展可能被偷换为欲望的无限满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既要充分释放文化需求、扩大优质文化供给，又要以健康价值观涵育需求，使需求的提升真正通向人的丰富与完整。

　　面对生产之变，以人文尺度治理数字技术。算法推荐造成的信息茧房，折射的是技术逻辑对意义世界的重塑，治理的关键是把文化伦理嵌入算法设计；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原创的冲击，要求以制度安排确认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数据滥用对人的画像与操控，提醒数字生产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人文账。技术治理不是限制技术，而是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面对动能之变，以人文尺度涵养创新生态。创新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人文环境的竞争。苏州把历史文脉、高新产业与宜居品质融于一域，说明文化底蕴可以转化为差异化竞争优势；景德镇陶溪川让千年瓷都的传统技艺成为青年创客的创意土壤；贵州“村超”以草根赛事激活乡土文化，带动县域消费与乡村发展。它们的共同启示是：人文不是增长之后的补课，而是增长之前的蓄水；“先经济后文化”的线性思维，正在被经济与文化同步互促的实践改写。

　　就学科建设看，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分析，也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生长点：将发展目的从增长效率拓展到人的全面发展，既衔接亚当·斯密以来包含道德与正义关怀的经济学传统，又矫正长久以来经济学将人工具化的偏颇。概言之，人文经济学以“现实的人”为立论之基，以价值循环为运行之轴，以三重变化为时代之据，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实践之归，在理论上支撑经济学的自我完善，在实践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支撑。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