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其强大的文本生成与跨语言处理能力，被视为人类传播领域新一轮的“古登堡时刻”。智能技术正在悄然融入各行各业，深刻重塑翻译行业的发展形态与产业生态。在此背景下，亟须厘清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能力的时代价值，重塑其内涵边界，探索其实践进路。以人工智能赋能翻译能力建设，对于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并推动文明互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翻译始终是推动文明互鉴与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从3000多年前《罗塞塔石碑》铭文的双语法令，到中世纪宗教典籍《圣经》的翻译；从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译本推动科学革命，到欧洲汉学家理雅各《四书五经》译著引发中西思想对话；从20世纪翻译理论流派的百家争鸣，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催生翻译知识生产新模态，翻译的功能伴随技术革新不断裂变，翻译能力的边界也在不断突破语言符号的转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参与，翻译的价值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成为提升国家话语权、促进国际传播的重要抓手。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能力已然成为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全球治理参与能力的核心标尺，直接决定着中国叙事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翻译能力是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翻译能力包括个体翻译能力、机构翻译能力和国家翻译能力三个层级。早期的个体翻译能力以 “自然译者”观为主导，要求译者要具备双语能力，不仅要掌握双语的词汇语法系统，更需要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认知模式，强调译者完成翻译任务、解决翻译问题所具备的学识、品性与思维等素养。例如，我国隋代著名佛经翻译家彦琮在《辩正论》中提出的“八备”说，指出佛经译者须具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等八种素养。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提出《圣经》译者需有“上帝的感召”，必须“通晓两种语言”，熟悉并“同情”所译题材，具有一定的勘校能力。以上译者观，被视为古代“职业译者能力模型”的雏形，为现代翻译教育提供了传统智慧。现代翻译能力更强调其动态性、复杂性、综合性。要求译者不但要有过硬的政治素养与人文素养，还应具备知识融通和话语表达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信息传播能力、人机协同能力等翻译实践能力。随着翻译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人智协同能力备受关注。机构翻译能力是指翻译机构通过系统性资源调配和管理手段，高效完成翻译任务并实现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有组织性，强调团队分工协作；二是项目实施流程化，确保质量；三是技术驱动，借助翻译技术提升翻译效率；四是战略导向，以机构目标为指向；五是动态适配，满足复杂多变的跨文化沟通要求。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机构在全球化语境下高效管理语言服务的关键竞争力。根据《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国家翻译能力是指一个国家依靠机构、个人、人工智能等多元主体，通过翻译实践与传播以及翻译管理与发展等活动，推动国内外不同语言间开展对话交流与知识互鉴，服务一国软硬实力建设的综合能力。国家翻译能力强调通过翻译行为维护国家利益、构建国家话语和叙事体系。

　　综上所述，翻译能力是个体、机构或国家在跨语言转换过程中所必需的综合性素养，其内涵既包括个体多元能力，也涵盖机构、国家的衔接与战略整合能力。个体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石，机构、国家能力为个体能力提供系统性支持，三者协同进化，共同塑造国家语言治理与国际话语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既满足微观的语言转化需求，又支撑宏观的国家软实力提升。

　　翻译能力具有主体具身性和实践依存性。换言之，翻译能力的提升需通过译者主体的翻译实践活动呈现并得到实现。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能力提升需以认知升级为引领、以教育转型为支撑、以技术赋能为手段、以培养既精通语言文化规则又擅长技术赋能的新智翻译人才为目标，为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首先，在认知维度，译者应正确认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辩证关系，破除二元对立，从“排斥、依赖”转向“协同、共生”，重点培养以下三大高阶能力。一是文化解码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培养译者识别、解析并转译特定文化符号、隐喻、典故及意识形态内涵的实践能力。譬如，将中国特色经济学术语“摸着石头过河”译为“exploratory reform with incremental steps”，舍弃了“石头过河”的意象隐喻，直接提取了政治经济术语的核心内涵，符合受众读者的认知框架，实现了概念传递与规避文化隔阂的双重功效。二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人工智能输出的文化误植、逻辑断裂或价值偏见保持审慎，避免AI翻译的“黑箱逻辑”，培养译者在效率与质疑之间的动态平衡能力。三是创造性叙事能力。在人工智能译文的基础上，根据语境、受众和目的进行优化，实现人机协同的创造性平衡。例如，中国特色政治外交术语“韬光养晦”，AI直译为“hide brightness， nourish obscurity”，若直接采用该译文，就可能引发“中国阴谋论”的联想，将其改译为“maintain humility while building strength”，则可体现我国和平发展与积极作为的外交原则。

　　其次，在翻译教育维度，需推进三方面改革。一是构建“专业+技术+文化”课程体系，开设AI翻译技术、人机交互设计、数字人文与翻译等跨学科课程，培养译者的数字化素养和多元文化适应能力。二是组建“专业教师+行业导师+文化研究专家”的复合型教学团队，促进师资队伍的交叉赋能。三是完善过程性评价，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从关注译文质量为核心的终结性评价转向“项目式评价+阶段性反馈”相结合的过程性评价，构建技术应用、跨文化写作能力和伦理合规意识的立体化评价体系，最终实现翻译人才从“文本加工者”到“文化技术桥梁”的迭代升级。

　　最后，在技术维度，译者要主动拥抱技术，具备人机协同、人智共生的能力。一是精通ChatGPT、DeepSeek等核心AI工具，掌握DeepL、Google MT等主流机器翻译引擎的调优技巧，熟悉提示词工程的精细化设计。二是熟练操作LF Aligner、Terminology Extraction in SDL Trados等平行语料对齐工具和术语提取工具，熟悉行业术语协作平台，实现术语共享与更新。三是熟练源文本预处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共译与译后编译等环节操作，具备人机协作、技术伦理与风险管理等能力。

　　综上，人工智能重塑了翻译能力的构成与价值内涵，使其从单一的语言技能扩展为人智协同、技术素养、跨文化适应力及创新思维深度融合的动态系统。这一转型不仅关乎译者个体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国家翻译能力建设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关键支撑。面对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现状，翻译能力提升需多方协同、系统推进，方能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在“讲述中国”与“融通中外”的双向实践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文明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高校外语教师课程思政的信念与实践关系研究”（23XYY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