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爆发以来，民众在见证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遭遇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侵害，部分历史学者因此开始关注历史上的环境议题。而当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加入“环境”视角，发现中外历史中充斥着大量损害环境和污染生态的史实，这种叙事被称为环境史“衰败论叙事”。

　　环境史传入中国后，“衰败论叙事”被中国学者敏锐捕捉到，并发表大量文章。这些文章秉持反思环境史“衰败论叙事”主基调的同时，并未忽略其有益的一面。不过也有极少数学者至今仍简单否定环境史“衰败论叙事”，对环境史“衰败论叙事”的批评有过甚之嫌。

　　不能简单否定环境史“衰败论叙事”

　　环境史“衰败论叙事”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真实叙事，具有学术合理性与科学性，相关叙事对现实社会并未造成负面影响，简单否定环境史“衰败论叙事”是“扣帽子”的不合理行径。

　　环境史“衰败论叙事”符合历史时期某些自然环境要素演变的史实。在环境史研究正式传入中国之前，前辈学者已经清晰认识到中国历史时期某些自然环境要素在人力参与下逐渐衰败的事实，如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通过坚实证据，对古代森林、大象、犀牛、野驴等动植物减少、灭绝的情形作了详尽论证。一些论著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历史时期部分自然环境要素衰败的史实，如张全明《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揭示了两宋时期人为影响下水系、动植物等遭到一定破坏的史实，尹玲玲《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认为人群生产方式改变及围垦造成两湖平原生态陷入恶性循环。

　　环境史“衰败论叙事”属于环境史发展初期的必经阶段。环境史传入中国后，因其契合社会现实需要，为学界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了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学者犹如发现新大陆般涌入环境史研究领域，开始梳理和深度阐释中国历史上自然环境演变史实。学者和公众在研究初期极易将关注重点放在“变化”的自然环境要素上，在梳理史料后不约而同得出某些自然环境要素衰败、恶化的结论。而当学者从最初的狂欢中惊醒，反思已有研究时，发现中国环境史研究已形成“衰败论叙事”范式。这种现象在新兴学科发展初期普遍存在，之后必须超越初期形成的固定范式，学科才能获得长久生命力。

　　环境史“衰败论叙事”也并非消极悲观的叙事范式。环境史“衰败论叙事”固然聚焦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冲突矛盾的一面，但除个别极端学者外，大多数研究并未悲观地认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是不可调和的敌对关系。相反，环境史“衰败论叙事”试图以过去惨痛的环境教训激励我们积极做出改变，正如王利华所言，环境史学家的职责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生之道’，为理性认识环境问题和应对生态挑战提供历史知见”。消极、悲观不是环境史叙事自带的色调。

　　环境史“衰败论叙事”有其独特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至今仍然如此。环境史传入中国才短短数十年，仍属于新兴学科，基础研究仍然薄弱，不少自然环境要素的演变历程并不清晰，如特定地域水环境演变尚待梳理、动植物变迁史研究仍有大量空白等等。基础性研究是环境史研究的基石，若是简单否定环境史研究“衰败论叙事”，使学者谈之色变、敬而远之，今后环境史基础研究工作将难以开展。

　　超越环境史“衰败论叙事”

　　当某种叙事方式大量出现并形成研究范式后，必定会产生一些问题。环境史“衰败论叙事”的问题在于其叙事的重复性和单一性，大量研究论著的观点落脚于历史时期环境恶化、衰退这一旨归上，可能对环境史研究进一步深化造成一定的阻碍。我们反思环境史“衰败论叙事”的目的是超越它，这要求环境史关注更广泛的研究议题，吸纳多元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类似观点前人已有论述，此处不赘。在理论、方法之外，一些具体的研究路径或有帮助。

　　深入挖掘自然环境“变化”的丰富面向。关注“变化”的自然环境容易陷入环境史“衰败论叙事”，但“变化”不等同于“衰败”。《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或许反映了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森林遭到砍伐的史实，但生态系统具有恢复性，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成为皇木采办地就是当地森林资源丰富的佐证，明清之前西南地区的森林史不能简单称之为森林退化史或森林破坏史。又如黄河自东汉以后出现长期安流的现象，谭其骧等前辈学者对此早有论述。黄河出现长期安流情况说明黄河水环境史并不完全适用“衰败论叙事”。历史上有许多相似案例，挖掘这些环境史的多元面向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自然环境演变，从环境“损坏—恢复”中汲取治理当下环境问题的经验。

　　超越“变化”的自然环境，关注常态环境。环境史“衰败论叙事”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学者普遍关注“变化”的自然环境，而对长时间没有明显变化的自然环境要素，如高山、土壤等缺乏关注。恰恰是这些没有明显变化的自然环境要素在人类出现后长期围绕在我们周围，并对我们的生活、经济、文化造成深刻影响。环境史学者赵九洲将这种长时间持续稳定的环境称为常态环境。将更多常态环境要素纳入环境史学术研究中，不仅可以夯实环境史基础研究，对超越环境史“衰败论叙事”亦有裨益。

　　关注当时人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目前环境史“衰败论叙事”基本上是以当今的环境理念作为评判标准，忽略了当时人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景德镇陶瓷生产需要消耗燃料，过程中产生大量黑烟，以今日环境理念，无疑可以纳入“衰败论叙事”。但当时有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20世纪前期漆彬元在《参观景德镇日记》中描述烟囱林立的景德镇时，感叹“真是一幅天然的图画，满现着工业的地方特色”。故而，在环境史研究中加入当时人的环境感知和评价，不失为超越环境史“衰败论叙事”的一条路径。

　　总之，环境史“衰败论叙事”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和价值，对这种叙事方式不能简单否定，而应积极探索超越环境史“衰败论叙事”的方法，助推环境史研究进入新阶段。

　　（作者系江西省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