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技术浪潮席卷全球、新文科建设方兴未艾的当下，文学与语言学这两门传统人文学科，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走向交汇融合。以Chat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LMs）的崛起，不仅深刻重塑了语言生成与处理的既有范式，更以“工具”“对象”“反思客体”的三重身份，为文学与语言学的跨学科对话注入了强劲动力。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与语言学虽同以“语言”为核心对象，却因旨趣与方法的分野而“各行其道”。AI时代到来，这种格局正在经历从技术冲击到范式重构的根本转变。文学研究崇尚“得意忘言”，聚焦于文本的审美意蕴、情感世界与历史语境；语言学研究则追求“言必有据”，致力于揭示语言系统的内在结构、规则与功能。然而，伴随着AI技术的运用，特别是基于深度学习的大语言模型的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传统格局。一方面，AI强大的文本生成、风格模仿与语义分析能力，促使文学研究必须超越纯粹的经验描述与印象批评，转向更具实证性与解释力的分析框架。理解、评估乃至批判AI的“创作”行为往往需要引入语言学乃至计算科学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语言学在分析AI生成的海量且复杂的“机械语言”时，前所未有地遭遇了传统理论难以完全解释的语言现象，必须借鉴文学研究中对“意义”“语境”“意图”“创造性”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以丰富并修正自身的理论模型。这种因共同面对新技术挑战而产生的双向需求，使得文学与语言学的“殊途同归”不再是理论上的呼吁，而成为应对时代命题的实践必然。在此，AI不仅是融合的催化剂，其本身也是研究的关键对象与问题域。

　　进入AI时代，文学与语言学的融合沿着“工具应用”与“问题反思”两个紧密交织的维度展开，二者共同定义了新范式的核心特征，缺一不可。第一维度体现为：AI作为研究方法与工具的“数字人文”智能化升级，即运用大语言模型、自然语言处理等先进技术，对文学与语言现象进行超大规模、超精细度的实证研究。例如，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利用预训练模型对全量文本的语义表征、主题建模与情感分析，可揭示以往人力难以发现的文学演变的长波段规律与文化心态变迁。在文体学与叙事学领域，AI能够量化分析不同时期、流派乃至作家作品中微妙的风格特征、叙事结构与隐喻网络，将文学批评建立在坚实的数据基础之上。对于语言学而言，AI模型为研究语言的习得、演化与创造性使用提供了动态的、基于使用的“实验室”，使得对语法涌现、语义变化等复杂过程进行大规模模拟与验证成为可能。这一维度的融合，本质上是将AI的“计算之眼”与人文研究的“阐释之心”相结合，实现宏观“远读”与微观“细读”、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的辩证统一。第二维度则指向AI及其生成文本作为核心研究对象与理论挑战的深度反思，触及融合的哲学与伦理边界。当AI能够生成在句法、风格上高度逼近甚至“超越”人类的文本时，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随之浮现：何为文学的“原创性”与“创造性”？“作者”的主体性地位将如何被重新定义？AI语言所呈现的“意义”与人类语言的意义有何本质不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文学理论（如作者理论、接受美学、后现代批评）与语言学理论（如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的携手共进。例如，对AI生成诗歌的“诗意”解读，既需要语言学分析其隐喻构建的机制与创新性，也需要文学理论反思其情感深度的真实性与文化指涉的厚度；对AI语言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刻板印象与伦理风险的批判性考察，也必须融合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与语言学的批判话语分析。这一维度的融合，标志着研究从“工具性应用”迈向“反思性建构”，旨在理解并塑造智能时代中人、语言与文学的全新关系，避免技术研究陷入“价值无涉”的工具主义误区。

　　AI时代催生的文学与语言学融合新范式，其内核在于追求一种动态的、批判性的平衡，即在智能技术浪潮中坚守与创新人文价值，这成为区别于早期数字人文的核心标识。它绝非以技术方法简单取代人文思辨，而是强调在深度拥抱技术赋能的同时，坚守并重新阐发人文研究的核心价值。首先，追求描述的精准性与意义开放性的统一。AI工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描述，能够捕捉文本中以往被忽视的海量特征与复杂模式。然而，对这些模式的人文阐释、价值判断与文化定位，必须由研究者基于深厚的理论素养与历史意识来完成。新范式要求研究者既能驾驭算法解析数据，又能超越数据阐发意义，避免陷入数据主义的泥淖。其次，致力于理解“机械语言”与守护“人类语言”特质的统一。研究AI生成的语言规律，有助于我们反观和理解人类语言与文学的独特性，如情感的具身性、经验的个体性、意图的真诚性与文化的在地性。新范式的研究，终极目的之一正是在技术仿真的背景下，更深刻地阐明和捍卫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语言与文学本质。最后，坚持技术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的统一。在利用AI进行创作辅助、文本分析乃至理论启发的同时，新范式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警惕技术的异化，审视算法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并始终将研究的落脚点置于增进人类对自身的理解、促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中。

　　面向未来的新学科构建，关键在于培育跨学科生态，以此为基础贡献智能时代人文研究的中国智慧，这是推动新范式走向成熟并形成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当前，这一进程仍需克服学科壁垒、知识鸿沟与评价惯性等多重挑战。未来，我们需在多个层面系统推进：在平台建设上，应打造实体化的“人工智能与人文交叉创新中心”，汇聚文、理、工人才，开展协同攻关；在人才培养上，需革新课程体系，设立“计算文学”“语言智能与伦理”等交叉方向，培养兼具人文洞见、技术素养与批判思维的复合型学者；在学术评价上，应建立鼓励真正跨学科创新、包容多元成果形式的评价机制。这一系列举措的最终指向，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辩证”的方法论、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与当代技术实践相结合，在回应大语言模型多以印欧语—英语语料为底带来的文化偏差风险时，构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而在全球数字文明转型中提供深刻而独特的中国方案。

　　总之，AI时代的文学与语言学研究融合是一场由技术革命激发、旨在回应人类根本性存在问题的深刻学术实践。它不仅是方法论上的革新，更是认识论与价值论层面的重构。通过构建这一跨学科对话的新范式，我们不仅能够更有效地探索语言与文学的奥秘，也将在与智能技术的对话中，更清晰地界定人之为人的边界与价值，从而为应对全球性的数字文明转型，贡献出深刻而独特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方案。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