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但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治理却深陷“碎片化”与“缺位”的困境，地缘政治博弈与技术标准之争相互交织，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为“被动接受者”的风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落幕之际，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斯洛博丹·波波维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治理困局的症结并非单纯的技术滞后，而是大国间零和竞争与传统“技术垄断思维”的延续。他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的成立是打破僵局的关键一步，但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将伦理共识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并建立真正惠及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共建机制。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碎片化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呈现碎片化特征，“治理缺位”问题突出。在您看来，导致这种治理碎片化与缺位现象的核心症结是什么？

　　斯洛博丹·波波维奇：首要问题在于，人工智能仍然是一个新兴领域，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管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要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战略博弈。随着人工智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其巨大潜力也面临被滥用和武器化的风险。

　　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型、非传统行为主体，人工智能成为传统安全利益与新的无边界技术发展逻辑发生碰撞的领域。人工智能监管之所以更加复杂，还在于各方围绕“谁的技术标准和伦理标准将成为全球基准”展开竞争。

　　人工智能治理的争论表明，尽管国际社会不断强调现代化，但一些国家仍在试图维持技术垄断。与此同时，这种碎片化也是一种符合历史规律的现象，因为主要国际行为体往往都会推动自身关于世界秩序的理念，并认为其框架最为有效。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短板。您认为国际社会应如何构建有效的合作机制，确保其能平等参与治理进程，而非仅仅作为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和规则的遵循者？

　　斯洛博丹·波波维奇：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结构性压力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挑战，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为人工智能融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幸运的是，诸如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这样的国际平台，已经在推动缩小这一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启动了一系列具有实践意义的倡议。

　　一个重要里程碑是2023年第六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华为等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的全球工业与制造业人工智能联盟（AIM Global）。该倡议旨在通过连接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推动具有包容性的人工智能创新，同时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的安全性、伦理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政府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缩小而不是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掉队。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这一合作势头进一步制度化——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支持下，全球工业与制造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在上海成立。该中心作为落实联合国人工智能相关决议的实施平台，致力于推动技术转移、能力建设以及实践共享，直接服务于全球南方国家。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工智能发展仍受到西方国家结构性技术优势的限制。相比之下，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反对技术垄断，倡导技术现代化应当普惠共享，并将其视为全人类共同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平台被普遍视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协同共治的重要依托。您认为应如何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核心协调作用，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斯洛博丹·波波维奇：当一个议题进入联合国这样的多边平台时，表明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各国必须通过自愿的制度化安排来协调和约束自身权力，从而建立维护国际稳定的共同规则。联合国已经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在这一领域迈出了基础性步伐，例如联合国大会第 78/265 号决议（《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3 届会议通过的A/HRC/RES/53/29号决议（《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

　　然而，要将这些规范性框架转化为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治理体系，还需要达成政治共识，以及世界主要大国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人工智能是否能够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公共产品”，目前仍然难以准确预测。

　　尽管国际社会高度强调伦理、包容性和公平获取，但真正的进展取决于各个国家能否超越口头上的政治承诺，转向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以及共享性的技术基础设施。

　　建立包容性的人工智能治理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成立。从全球治理架构的演进来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被视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您认为该组织的成立有何意义？

　　斯洛博丹·波波维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WAICO）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一次关键性演进。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创建了一个专门面向人工智能领域、以行动为导向且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平台，旨在突破传统地缘政治僵局，推动更加有效的全球科技合作。

　　通过建立WAICO，各方重要利益相关者表明，即使在技术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外交协调与制度化合作仍然具有可持续性。该组织将成为应对碎片化、小范围技术联盟的一种务实平衡力量，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参与全球人工智能规则制定的平台，使其能够与产业界领导者共同塑造未来的全球技术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明确将“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作为核心目标之一。您认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应建立怎样的务实合作机制，才能避免发展中国家成为技术的被动接受者或数据的提供者？

　　斯洛博丹·波波维奇：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成为技术的被动消费者或单纯的原始数据提供者，WAICO必须在现有多方合作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务实合作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转移与本地研发能力建设。建立类似于AIM Global卓越中心的联合创新中心，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本土技术生态体系，而不是简单引进无法理解和控制的“黑箱式”专有技术系统。其次，建设数据主权与本地化模型。支持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文化和语言数据训练大语言模型，确保数据价值能够留存在数据产生国，而不是被外部技术提供方单方面获取。最后，发展人力资本。启动专业化培训项目以及高校交流计划，在全球南方国家培养本土化的人工智能人才和研究人员，提升他们的人工智能创新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规则对接与协同治理方面，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平台将保持怎样的互动关系？该组织如何协调其制定的通用标准与现有的国际规则（如欧盟的合规标准）之间的差异？

　　斯洛博丹·波波维奇：WAICO应成为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所倡导的普遍性规范和价值理念的执行性、技术性补充平台。联合国负责提供伦理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框架，而WAICO则可以作为更加灵活的平台，负责技术实施、产业标准制定以及“南南合作”中的技术转移。

　　针对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等现有监管体系，可以采取以下方式。首先，协同而非替代。WAICO可以发挥“翻译桥梁”的作用，帮助非西方国家达到较高水平的合规标准（例如欧盟基于风险分类的监管方式），同时避免强迫这些国家接受不符合其经济发展现实的规则。其次，多元化治理。与其建立一种“一刀切”的全球治理模式，WAICO更应促进不同监管体系之间的标准互认，在严格风险控制（如欧盟模式）与发展需求、能力建设目标之间实现协调。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您如何看待这一理念？相比于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或美国的行政命令，中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治理方案”的优势是什么？它为何能赢得包括东盟、阿盟、非盟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斯洛博丹·波波维奇：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与愿景，体现了中国外交传统中的核心理念，也反映了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的战略发展路径。

　　在中国的治理框架下，人工智能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更是实现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中国的相关政策文件始终强调，现代化发展应当具有共享性，而不是排他性，并反对将某一种发展模式作为适用于全球所有国家的“一刀切”方案。

　　将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路径与欧盟和美国的模式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结构性差异。

　　欧盟主要采用审慎监管模式。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主要采取基于风险的监管模式，并强调保护个人权利。该框架要求人工智能开发者承担较高程度的合规责任，以确保个人权益得到保障。虽然这一模式在法律监督方面具有较强的有效性，但其较高的监管门槛也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承担或适应。美国主要以市场驱动模式为主，其人工智能治理路径高度依赖私营部门创新、市场竞争机制以及企业自我监管。这种模式能够促进技术突破和快速创新，但同时也容易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和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型科技企业手中。此外，美国模式更加关注国家安全联盟和战略竞争，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国际技术共享与能力转移。

　　中国倡导发展型与包容型模式。中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治理理念，更加侧重于产业应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提升。这一模式并不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用于获取权力优势的排他性工具，而是强调技术可及性、技术转移以及互利共赢。正是这种发展导向，使中国人工智能治理愿景能够在东盟、阿盟以及非盟等地区产生较强共鸣。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于西方治理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感，因为这些模式要么带来较高的监管负担，要么要求其接受严格但缺乏包容性的标准。中国提出的治理理念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球南方国家，是因为它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数字主权以及实际能力建设联系起来。通过倡导多极化治理，并尊重不同国家自身的发展优先事项，中国提出的合作型模式，将发展中国家视为全球技术革命中的平等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杨蓝岚  王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