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生成式大模型能够进行逻辑缜密的对话、模拟情感回应甚至在某些领域展现出创造力时，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工具意识便极易发生松动，从而模糊人机交互的边界。人工智能的拟人化交互在提升人类使用体验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人类对机器的感知与认识。因此，准确认识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并非对技术价值的贬损，而是防止人类在自己创造的复杂技术面前产生认知异化的思想前提。唯有准确锚定这一基本判断，方能在技术浪潮中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从而真正实现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理性驾驭与善用。

　　拟人化交互背后的工具性内核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交互过程正在被日益精密地赋予拟人化特征，自然语言对话、类人声线、情感回应等设计能够精准触发人类心智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反应机制，使得使用者更容易对具有类人特征的机器对象产生人格化期待。然而，交互形式的拟人化并不等同于系统内在属性的改变。早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鲍姆的聊天程序“伊莱莎”仅凭关键词匹配与简单的回应模板，便使大量被试者确信机器“理解”了他们。这一被称为“伊莱莎效应”的现象在今天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大语言模型生成能力的跃升而被成倍放大，致使技术越是善于模仿人际交流的表象，人类便越容易在认知层面模糊主体与工具的边界。正如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成员曾毅教授在2026年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所指出的：“AI没有魔力，它只是信息处理系统，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能力。”这一判断直指拟人化交互问题的核心，揭示了人机流畅对话与真正的意向性之间，横亘着无法以技术迭代消弭的界限。

　　从学理层面审视拟人化交互过程的内核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的工具本质始终未变。塞尔提出的“中文房间”思想实验同样揭示：即便智能系统能够根据一定的规则，在符号处理等方面产生类“理解”的表象，其内部也并不蕴含任何主观认知或意识状态。由此可见，无论人工智能的交互形态如何演化，其内核始终是工具，该定位并非对技术成就的低估，而是对其本质属性的尊重。

　　当前，国际社会对此已形成日益清晰的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院和法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指南》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系统应作为支持性工具，而非法律推理或人类判断的替代品；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强调，人工智能必须与教师协同共创，强化而非取代其专业角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AI与文化”未来对话中，多数学者也主张人工智能应作为增强人类创造力的补充工具，而非取代文化表达核心中的人文因素。这些来自司法、教育、文化等关键领域的权威判断，再次共同厘定了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工具而非责任主体的应然地位。

　　人机交互中

　　拟人化交互最严峻的风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该过程对人机之间感知边界的模糊与重塑。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区分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四种关系形态：在“具身关系”中，技术融入身体经验，如眼镜和助听器，使人类透过技术感知世界；在“诠释关系”中，技术提供关于世界的表征，如地图和钟表，使人类通过解读技术来认识世界；在“背景关系”中，技术融入环境之中，如互联网和电力系统，塑造着人类生活世界所存在的条件；而在“他异关系”中，技术显现为一种准独立的存在，能够与人进行互动。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拟人化交互，正系统性地推动人机关系由前三种形态向“准他者”甚至真正的“他者”转变，从而极易诱使使用者在无意识中让渡判断的主动权。这种现象是交互设计特征、社会心理机制与制度规范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了人机交互中隐蔽而严峻的主体性弱化风险。

　　具体而言，人机交互中人类主体性的弱化已在多个层面显现。认知维度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将导致阅读能力、推理判断能力与独立构建逻辑链条的能力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决策维度上，算法内置的效率最大化或效果最优化逻辑并非必然价值中立，而一旦技术逻辑替代了人文思量，将导致人类思维内在丰富性的丧失；情感维度上，与人工智能的情感交互无需承受对方的负面情绪带来的负担，但这种低成本的心灵慰藉极易形成替代性依赖，使人类在回避摩擦的同时错失真实人际关系中的成长契机。可见，当工具因拟人化交互而被赋予“准他者”甚至“他者”的关系地位时，模糊的不仅是人机边界，更是人何以自处、何以确认自身主体性的根基。在这种意义上，准确把握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不仅是一个认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它直接关涉人类在技术面前能否守住意义的来源、价值的赋予与责任的承担等底线原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6年举行的联合国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呼吁推动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其逻辑前提正是预设人类作为治理主体对于人工智能的规约和引导。

　　以人文理性驾驭工具力量

　　准确认识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最终指向的不是一个静态的认知结论，而是如何以清醒的理性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确立起不可移易的价值秩序。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这一主张为构建此种秩序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人为本”所确认的是人类在技术面前不可让渡的主体地位。人类始终是目标的设定者、意义的赋予者和后果的承担者，技术始终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这一秩序不应因技术复杂性的提升而发生任何动摇。“向上向善”则进一步为技术发展注入了明确的价值方向，它要求技术的演进不仅要追求效率与能力的提升，更须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增进与伦理道德的坚守。从这两重意涵出发，以人文理性驾驭工具力量的必要性便得以显现，它意味着在每一次人机交互中，人类都必须以自身的价值判断统领工具的使用方向，而非成为被技术便利所裹挟的被动接受者。

　　以人文理性为根基，驾驭工具力量的路径便获得了明确的方向，它要求使用者不仅要在每一次人机交互中保持批判性思维，理解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局限性与潜在风险，还需要时刻保持反思意识，警惕可能发生的认知衰退或心智萎缩。正如荀子所言，“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以“假”字精准标定了人驾驭物的根本秩序。人工智能越是强大，人类越需要以清醒的理性确认自身的尺度，“假物而不为物所役”，这正是以人文理性驾驭工具力量的要义所在。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