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不仅呈现了古典智慧回应现代问题的多重路径，也折射出古典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转变。有关学者普遍认为，古典学研究不应停留于单一文明内部的传统研究，也不应把不同文明简单纳入西方既有框架，而应在扎实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新材料、新方法和跨文明比较等，使来自不同古典文明的问题意识、方法路径和思想资源照亮彼此。

　　从新材料新方法出发重读经典

　　古典学之所以能够回应当代问题，并不只是因为经典本身有价值，更因为不断有新的材料、方法和理念可以激活经典，使古典学保持面向当代的解释力。出土文献、跨学科研究方法、接受研究等正在改变人们理解经典的方式。

　　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早期古典文献的重要性。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认为，要真正理解古典遗产，必须不断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考古学的发展为古典文献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近年来，他尤为关注出土文献研究，认为将新的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揭示的相关历史动态结合在一起，能够为理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和哲学史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古典学荣休教授玛加利特·芬克尔伯格（Margalit Finkelberg）同样认为基础性古典文本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通过比较文本形成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从口头传播到书面定本的过程以及后世传承史，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不同文明如何构建自身的文化记忆，并形成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历史系陈振传汉学研究教授顾史考（Scott Cook）也表示认同。他认为，新出土简牍文献是研究早期中国最具价值的材料之一。这些文献不仅提供了新的信息，有助于学者理解早期中国思想议题的演变过程，也让学者得以深入考察古典文献的形成机制。以湖北荆州王家嘴出土的楚简《孔子曰》为例，此类文献表明，《论语》中的哲理性格言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演变，直到汉代才逐渐沉淀为稳定的文集。

　　在顾史考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让这些文献彼此展开对话。无论是关于人性本原，还是关于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若能以对话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便可能获得新的启发。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反复出现，文献对其每一次出现的具体表述都值得细细琢磨，其中或许蕴含着新的思想启发。

　　芬克尔伯格介绍称，近几十年来，接受研究逐渐成为古典学的重要方法之一。相关理论揭示了所谓“自足的文本”并不存在，古典文本尤其如此。每一个时代都有自身理解古典的视角，也会依据各自的价值标准阐释古典文献。她认为，《荷马史诗》《柏拉图对话录》等经典文本都值得反复研读。同时，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学者不能忽视其他文明与文化传统。

　　发现共同关切 深化相互理解

　　新材料和新方法不断拓展经典阐释的空间，跨文明比较则进一步打开了古典学的外部视野。古典学并不是把不同文明简单并置，而是在共同问题中发现差异，在相互参照中深化理解。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一浮书院副院长林志猛认为，全球化并未带来价值趋同，反而凸显了文明认同与价值冲突，这使古典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他告诉本报记者，当前，中外古典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包括：古典德性如何与现代价值相协调，如何从古典资源中汲取良好的政治与法律规制经验等。

　　据林志猛介绍，当前古典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热点：一个是考察西方古典文明的东方源流，如古希腊文明与古埃及、古代西亚文明的关系，反思“西方中心论”；另一个是探索中西文明互鉴的方法论，从问题导向出发，让不同文明传统中的经典思想在同一问题场域中相互参照。

　　“中外古典学正从‘各说各话’转向‘问题驱动与深度互鉴’。未来的突破不在于提供单一文明的标准答案，而在于用不同文明的传统智慧共同纾解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林志猛说。

　　意大利罗马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萨尔瓦托雷·蒙达（Salvatore Monda）注意到，当前古典学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在全球思想史视野中重新理解古希腊罗马传统。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在方法上更加关注文本的接受、翻译和比较诠释学以及文本流传的物质条件。更值得注意的是观念层面的变化：当古典学放下“自足的西方”这一幻象，开始探索古代地中海文明如何与其他古老思想传统平等对话时，古典学并不会因此失去精确性，反而会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希腊帕特雷大学古希腊语文学与古代戏剧学副教授阿吉斯·马里尼斯（Agis Marinis）观察到，中国和希腊学者对伦理、教育、政治思想及文化记忆的比较研究兴趣日益浓厚。关于美德、自我修养、领导力、公民责任以及个体与共同体间关系的探讨，在两种文化传统中都引起了强烈共鸣。古典学学者不再将不同文明视为彼此孤立的传统，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思想交流和人类共同关切，并围绕伦理价值的普遍性、传统在现代性中的作用以及比较研究的边界等问题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

　　以马里尼斯研究的希腊文学为例，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关注情感、记忆与伦理想象。有关学者开始更多考察悲剧和抒情诗如何在危机时期探讨责任、领导力、集体认同等问题。例如，《阿伽门农》揭示了权力一旦脱离道德约束，便可能引发连锁后果；暴力循环不仅会动摇政治权威，而且会侵蚀社会秩序。此类文本之所以至今仍有价值，正是因为它们不断促使人们反思领导力、正义与集体责任，而这些问题仍深刻影响着当代公共生活。马里尼斯认为，类似的关切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文本中，道德修养与社会和谐始终是其中的重要主题。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古典学系教授若泽·佩德罗·塞拉（José Pedro Serra）则从具体研究案例出发，说明了比较研究能够打开新的思想空间。他提到，一位在里斯本大学文学院就读的中国博士生正在比较荷马《奥德赛》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中的地狱想象。这一案例说明，古典学的跨文明比较不只是有宏大叙事，也可以从具体文本、具体问题出发，进入不同文明关于生死、智慧、善恶、自由与命运等问题的深层思考。在他看来，不同文明的核心关切极为相似，比较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以古典智慧应对现代危机

　　面对价值观失落、传统断裂、冲突升级和技术挑战，多位学者强调，古典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现代人重新获得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重庆大学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文涛表示，中外古典学学者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在物质和科技日益发达、经济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如何将人的理想、道德水准和精神品质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既是中西现代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古典学学者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马里尼斯看来，当今人类与世界正面临人文精神式微、传统断裂、文化冲突、政治失序等多重危机。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或中华文明，对于理解人类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危机如何产生并持续蔓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里尼斯认为，古典研究不仅提供历史知识，而且提供了一种跨越文化与世代、探讨人类根本问题的语言。古代文本中记载的许多问题，至今仍与我们息息相关。例如，政治冲突、社会不平等、战争、技术变革及个人抱负与集体责任间的张力等。他补充说，无论面临何种道路选择，都不能缺少广泛而深刻的批判意识，以批判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是古典学研究不能放弃的任务。

　　古典学研究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让不同背景的人能够在此围绕共同关切展开讨论。马里尼斯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学研究及其成果是应对全球与区域危机的宝贵思想资源。

　　“通过研习古典传统，我们学会了接纳与自身不同的视角，培养了思想上的谦逊，因此促进对话而非对立。古典文献还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拥有全部答案。智慧源于对话、解读与自我反思。”马里尼斯说。古典学研究让人们进入遥远的世界，从中培养理解异己经验的能力，在两极分化的社会中，这种能力正变得愈发重要。

　　中国古典学“走出去”促进全球人文对话

　　中国在推动全球古典文明研究与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有关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典学“走出去”，不仅是中国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拓展全球古典学研究格局。

　　林志猛认为，中国古典学拥有独特的思想价值与文明魅力。以孔子、老子、庄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对礼法、德性、战争与和平、秩序与伦理等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作出了深刻阐发。这些思想传统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而且能够为人类共同价值相关思考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深度。在西方古典学长期主导问题框架与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中国古典学“走出去”，意味着让世界看到，关于“何为美好生活”“何为良好世界秩序”等永恒问题，中国古典传统同样拥有源远流长、逻辑自洽且富有实践智慧的答案。

　　“我们期待中国古典学越来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严肃对待，与西方古典思想进行平行对话。”林志猛说。在他看来，中国古典学不是要取代或对抗西方古典传统，而是要推动孔子与柏拉图、孟子与亚里士多德等展开深入对话，让“仁”与“正义”、“中庸”与“节制”、“无为”与“自然”等概念相互参照，共同丰富人类对德性、秩序与教化的理解。

　　林志猛进一步表示，中国古典学学者肩负三重使命：一是传承与激活。在技术加速发展、价值碎片化的时代，让古典文本中的智慧获得人们的理解和应用，而不是束之高阁。二是对话与互鉴。中国学者应以开放、谦逊但不失自信的姿态参与国际学术讨论，既学习其他文明的长处，也清晰有力地呈现中国传统思想的独特价值和深度。三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古典学研究不应用西方概念框架切割中国思想，而是要从中国古典学自身的概念脉络与问题意识出发，形成能够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学术范式。

　　顾史考注意到，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古典文明领域的全球学术交流。他认为，这令人欣喜。人类历史上，不少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曾轻视甚至否定传统，这种做法缺少历史意识。现代化不应与传统割裂，而应在传统所积累的集体智慧与历史经验的审慎引导下展开。在他看来，今天的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最需要这种引导。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正越来越忽视自身文明的来路。从这个角度看，他希望中国能激发全世界范围内对古典文明、传统文化以及宝贵遗产展开新研究的兴趣。

　　蒙达也期待看到中国持续推动古典文明交流，促成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人文对话。届时，古典学将不再局限于单一文化视野，而是会成为开放共享的空间。不同文化传统在这里彼此照亮，人们也会在重新认识古代文明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身。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利利亚娜·卡罗琳娜·桑切斯·卡斯特罗（Liliana Carolina Sánchez Castro）表示，中国正在为全球古典学学者架起桥梁，让他们的联系更为紧密，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芬克尔伯格也一直关注中国在古典文明研究领域开展的活动，在她看来，世界古典学大会这样的交流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文化经典体系，使世界各地区的文学、哲学与艺术杰作都能进入共同讨论。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谷继明以“文明花园”作喻表示，文明花园中有玫瑰、有牡丹，也有郁金香和白莲。不同文明平等相待，争奇斗艳，共同汇成人类文明的“群芳谱”。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既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作为中国古典研究者，不仅要欣赏其他文明之花，也应把自己的花朵介绍给他人。文明交流是相互的，只有愿意彼此分享，才能看到“姹紫嫣红、春色满园”。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练志闲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