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独健先生（1906—1986），蒙元史、民族史专家，福建福清人。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陈垣等史学名家，于1932年、1935年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35年赴美，193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赴法深造。1939年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北平中国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代表作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斡脱杂考》《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元典章译语集释》等多篇学术论文，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硕士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博士论文《爱薛传研究》以及他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土被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现实困境，以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等先生为代表的一代蒙元史研究专家，在“蒙元史是一门世界性学问，但其研究中心一定要在中国”这一神圣学术使命的主导与引领下，依托中国自身学术传统，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为建构“蒙元史中国学派”展开了具有先导意义及典范意义的探索，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需要使命担当，需要开放性的研究视野、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开拓性的研究领域；另外，也需要团队建设，需要依靠和借助团队集体的力量。事实上，创建任何一种学术流派，都需要由大批专门研究人才组成的团队作为依托，学术组织工作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翁独健先生在“蒙元史中国学派”团队建设以及学术组织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蒙元史人才培养与资料建设

　　1979年8月，中国蒙古史学会在呼和浩特成立。作为中国蒙古史学会首任理事长，翁先生在会上讲话中明确指出：“当前从事蒙古史研究工作的主要是中年同志，对他们的培养提高是个现实问题。昨天戈瓦同志说，蒙古史研究所有十六名，内大有十至二十名，师范学院可能也有一些，加起来内蒙总的有四十人左右，全国还有一些，北京各院校还有一些。假使在85年以前把这些人培养出来，成为专家，那就了不起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1980年10月，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当选为元史研究会副会长的翁先生看到元史研究这支队伍强干有力、人才济济，兴奋地说：“元史领域哪有这么多人过？我感到形势很好。有这样的队伍，前途是光明的！”在翁先生看来，更好地吸取过去元史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在全面继承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更有效地从事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以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系统阐释蒙元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需要付出长期、巨大的努力，开拓研究领域、提高科研水平、培养新生力量，需要进一步提倡依靠集体力量，加强配合，以完成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术任务。

　　翁先生曾多次提出，要依靠集体的力量积极建设资料中心。研究中心的成立，除了需要配备数量多、质量优的专门研究人才之外，同时也需要丰富的研究资料，需要建设好自己的资料中心。凡涉及蒙古史的研究资料，包括其他文字的资料，要逐步做到应有尽有。这首先需要做好有关蒙古史研究的书目工作。此外，翁先生还特别注意学术成果、翻译成果的出版工作，以不断充实自己的资料库。在1962年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的出版座谈会上，翁先生提出了组织全国力量翻译整理10种蒙古史史料名著以及10种蒙古史史学名著的计划，会后正式向商务印书馆提交了书目名单。

　　正如翁先生强调的：“如果我们有了专家队伍，有了资料中心，有了出版中心，那时候，你不用挂牌子，自然而然就是世界中心了。”

　　集体编写蒙元史研究工具书

　　1984年，在给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的《元史论集》写的前言中，翁先生明确指出：“假如我们能够用集体的力量来编一部元史研究史，对今后的工作很有必要、很有好处。蒙元史的研究是世界性的学问，国内外这方面做了不少研究工作。那么，我们再往前走，必须看看前人做了些什么事，有哪些成绩。很有必要！”

　　翁先生进一步指出，李思纯在192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元史学》的书，对当时的元史研究有一定帮助。然而就当时标准来讲，这本书也还不是太全面、深入。自此有必要用集体的力量把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总结一下。从中国方面来说，可以从屠敬山做起。假如能够把屠敬山的元史学及其贡献总结出来，并以此类推，把其他专家的研究成就都给予总结，就可以写一部国内的元史研究史。当然，也可以就某些问题和某一部书来进行总结。这样做很有必要，对当前和今后的研究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翁先生还特意提出，有无可能用集体的力量编一部《元史辞典》出来。当然，这部著作的内容要比《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元史条目和《中国历史大辞典》中的相关词条要详细得多，各方面应当包括的条目都要包括进去。不管人物、制度、典籍等，一查就出来。如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国内就可以有一部很好的元史研究工具书，对于推进国内的蒙元史研究、建设中国的蒙元史研究中心都会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长期以来，翁先生一直关注蒙元史研究相关目录、书目与索引等的编纂工作。一方面，他密切追踪国外学界的积极推进，对美国学者编写的《蒙古书目》、日本京都大学编写的《元史语汇集成》等国外学界业已取得的代表性成果表示肯定与赞赏。翁先生认为，尽管《元史语汇集成》本身有一些缺点、遗漏乃至错误，但对于我国的《元史》点校工作之顺利进行是有着重要帮助作用的。另一方面，他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蒙元史研究目录、书目与索引等编纂工作的积极展开给予了高度认可与新的期许。他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出的《元史论著目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陆峻岭编写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是很好的开端，希望以后能够在此基础上，大力依托团队集体力量，进一步推进蒙元史研究目录、书目与索引等多项编纂工作的深入，由此不断提升国内蒙元史研究的世界水平。

　　主持中华书局版《元史》点校工作

　　20世纪70年代的《元史》点校工作，最重要的特色在于，这项工作是老专家与中青年学者合作，依靠集体协作完成。《元史》点校工作本身，就是学术组织、人员培养以及研究团队和研究梯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体现。

　　《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于1976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第一卷卷首“出版说明”指出：“《元史》的点校，由翁独健同志主持定稿。担任点校的有亦邻真、周清澍同志。邵循正同志也参加过列传部分的点校。”《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史学”专刊，发表了一组题为《〈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感想和体会》的文章。其中，翁独健先生和亦邻真、周清澍分别撰文对整个元史点校工作进行了总结和回顾。

　　另据曾经亲身参与此项工作的周清澍回忆，1971年夏，在中华书局组织下，翁独健、邵循正两位先生分别负责点校《元史》之中的《纪》《志》和《表》《传》。1972年春，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在呼和浩特集体参加复审和校勘工作，参加人员有亦邻真、余大钧、金启孮、黄时鉴、卫庆怀、智天成、叶新民、金峰、包文汉、周清澍、胡锺达、郝维民等，1973年春初步工作结束。1973年4月，亦邻真、周清澍、周良霄一起到中华书局为全书校勘记定稿而工作。同年冬，周良霄、周清澍被借调，只有亦邻真一人留在中华书局，一直坚持到1976年，同翁独健先生、责任编辑姚景安一起，完成了全书校勘记的撰写、审定及全书清样稿的多次校改。校勘底本和参校本的选定，史源的追溯与有关史料的参校，多种考证方法的采用，借助译语复原的大量校勘成果等诸多针对《元史》而采取的独特点校范式与方法，均是在翁独健等前辈先生的指导下，群策群力，在讨论商量的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施的。整个《元史》点校工程，翁先生一直参与其中，是整项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实际组织者与全程参与者，为《元史》点校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国家级学术工程作出了杰出贡献。

　　就《元史》点校工程而言，除了取得《元史》点校本刊布发行这一重要成果之外，以亦邻真、周清澍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当时尚为中青年才俊的蒙元史学者正是通过参与完成《元史》点校这个集体攻关项目，在翁独健先生等前辈学者的指导和引领下，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蒙元史研究专家，“蒙元史中国学派”之构建得以后继有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