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这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进入内涵式发展新阶段。建设高质量教材，不仅需要实践层面的持续深耕，更亟须构建一套能够阐释学理并引领实践的理论体系。其中，概念清晰、逻辑自洽、阐释有力和对话畅通的话语表达系统是该理论体系真正发挥效力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构建扎根中国大地、具备标识性概念和原创理论解释力的教材学话语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助推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客观要求。广义的教材是支持教学活动的全部材料系统，教科书是其中最核心、最具制度化的部分，是承载教材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讲，以教科书研究为支点，能够向上凝练成政策制度话语，向下生成实践指导话语，对内构建学科理论话语，对外形成国际学术交流话语，以点带面推动中国教材学话语体系的整体构建。具体路径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

　　第一，构建立体化的教科书研究问题矩阵，奠定教材学话语体系实践之基。话语体系的生命力源于对实践中真问题的深刻把握与回应。中国教材学话语体系内涵丰富，涵盖教材政策话语、管理话语、编研话语与评价话语等，其构建需基于“话语实体”与“话语实践”的双重属性，建立覆盖教科书编、审、用、评全流程，融合历史、文本与实践的立体化问题矩阵。在“话语实体”层面，纵向需梳理教科书历史谱系，厘清教科书知识选择、价值承载与形式演变的内在逻辑；横向需解构文本，阐释教科书如何借助符号、叙事与知识编排等，实现学科逻辑、社会要求与个体发展的有机融合。在“话语实践”层面，需追踪教科书“编审出版—教学使用—社会接受”的全链条，深描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既要通过课堂观察、民族志等方法，呈现师生与文本对话的微观实践，也要关注教科书在政策讨论、公共舆论等场域中的意义诠释与协商，还应关注中外教科书比较，在互鉴中精准辨识与锚定自身话语体系的实践特质。由此形成的问题矩阵，既是对教科书实践的多维审视，又是对核心研究议题的系统凝练，奠定了话语体系的实践根基。

　　第二，推动标识性概念与原创理论生成，构筑教材学话语体系的立论之魂。立足本土实践，凝练具有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是中国教材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石。标识性概念代表学科立场、彰显学科特质，其生成可遵循以下三条协同并进的路径：一是在与西方课程理论、知识社会学等的批判性对话中，明晰自身内涵与边界；二是赓续传统根脉，对“以学论教”“因材施教”等传统教学思想进行现代转化，激活其当代阐释力；三是扎根实践，紧扣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定位，立足教科书作为文化载体、教学中介的鲜活实践，提炼如“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大中小学教材一体化”等中国特色标识性概念。在概念生成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围绕教科书的本体、价值、知识、制度与文化等重要范畴，构建“政治—文化—教育”三重逻辑辩证统一的原创理论体系，形成统筹国家意志、学科逻辑、学生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互动关系的话语体系框架。由此，遵循“实践经验—标识性概念—概念群—原创理论体系”的构建逻辑，中国教材学方能形成独特的学术范式，使自身话语体系具备解释中国、对话世界的能力。

　　第三，注重教科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和创新，强化教材学话语体系的学理支撑。方法论自觉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方法论创新是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构建中国教材学话语体系必然呼唤教科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与创新。具体而言，一是跨学科融合。基于我国教育实践，围绕“教科书如何承载与建构合法性知识”等核心问题，有机整合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野，反思教材学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构建具有综合解释力的本土话语分析框架。二是数字技术赋能。建设国家层面的教科书大数据平台，运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学习分析等技术，对海量教科书文本、使用行为及舆论数据进行深层挖掘，推动研究从思辨主导向“数据驱动+证据支持”范式拓展，为理论假设提供扎实的实证数据。三是研究视野拓展。教科书研究不应停留在学术内省层面，而应聚焦全流程各环节的核心问题与内在关联，关注政策制定者、编写者、一线教师对教科书话语的多元解读，避免单一视角的片面性，进而推动具有中国特色、扎根中国大地的理论成果有效反哺教科书编写、审查评估与教学实践。

　　第四，培育专业化的教科书研究共同体，巩固教材学话语体系的人才支撑。一个具有高度专业认同、凝聚学科共识、内部深度协同的教科书研究共同体，直接决定着教材学话语体系的生产能力与创新潜力。首先，有效整合研究者、编写者、一线教师、审定者、出版单位等多元主体的智慧，促成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深度对话。为此需搭建常态化的协作平台，如开设教科书研究论坛、实施教科书编研用一体化项目等，推动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持续碰撞、转化与升华。其次，重点赋能一线教师，他们作为教科书话语的最终诠释者，其丰富的实践性知识是话语体系最宝贵的源泉。通过行动研究等方式推动一线教师成为反思性建构者，使其默会经验得以理论化提炼，自然地融入教材学话语体系的机理。最后，大力推进教科书研究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建制。在国家学科体系中进行战略布局，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立教材学研究方向，构建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推动成立全国教科书专业学术委员会，创办高水平学术期刊，举办高端学术会议。这些建制化平台是凝聚共识、培养新人、确立学术规范、引领研究议程的制度性枢纽，共同为教材学话语体系的生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第五，优化教科书研究成果转化与传播机制，提升教材学话语体系的实践效能与国际影响。中国教材学话语体系理应既能解释与指导中国实践，又能参与甚至引领国际对话。由此，教科书研究需超越单纯的理论生产，依托高效机制，同步推进学术成果的多层次话语转化与立体化对外传播。在成果转化维度，应建立“研—政—用”协同机制，打通从学术研究到政策制定与实践应用的全链条。具体包括：设立制度化的政策咨询渠道、研制专业化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编写指南、开发面向教师的资源包、组织面向公众的生动解读与传播活动，由此整体推动研究成果向政策制度、专业标准、实践指导与社会公共四重话语转化，在互动反馈中反哺和完善教材学话语体系。在对外传播维度，可采取“译介—对话—引领”的阶梯式策略，助推中国教材学话语体系“传得开”“被倾听”“有回响”。在译介层，系统输出标识性概念与原创理论；在对话层，主动设置全球教科书治理、数字教材伦理等前沿议题，并深度参与讨论；在引领层，积极发起或主导高端国际合作，致力于从成果共享向范式与议程共建演进，从而确立中国教材学的全球性学术话语权与思想引领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教材学研究”（APA250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