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核心使命。根植中国实践、承载中华思想文化的学术成果，正在通过图书馆馆藏搭建跨文明对话通道。海外馆藏书目数据作为可量化、可持续观测的客观指标，成为观察中国学术国际传播实效、研判全球知识传播格局的独特窗口，清晰记录着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发展脉络。

　　6月17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与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总结了中国学术著作国际传播的情况及发展趋势，为提升中国学术著作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宝贵线索。围绕相关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项目主持人何明星。

　　馆藏数据反映知识生产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与中国图书海外馆藏研究结缘的？自启动以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项目是如何逐渐完善的？

　　何明星：我曾在出版界工作了20多年。在出版界工作期间，有一个问题长期萦绕在我脑海中：我们出版的图书经过各种发行渠道，最终到了哪些读者手中？那时，我主要做编辑工作，没有对此进行一以贯之的探索。直到2011年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从事研究工作，我才有时间专心探究这个问题。

　　2011年北外图书馆已经购买了很多国外数据库，其中就有全球性图书馆组织OCLC的数据库。当时，OCLC数据库在北外的使用率很低，且主要用于馆际互借。当我发现OCLC数据库的研究价值后，便开始了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相关研究。《报告》首次发布于2012年，到2026年已经是第15次发布，研究数据来源从OCLC数据库拓展到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II）的CiNii数据库，数据分析框架涵盖范围从中国出版机构的中文图书扩展到英文图书、读者分析、书评等。目前，这项研究初步形成了海外传播范围（馆藏数据）、主流媒体展露（书评）、受众接受（读者态度、评价）三个较为科学的维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拥有海外馆藏对中国学术著作意味着什么？

　　何明星：对于学术出版机构来说，最为期待的是其出版的图书能够受到认可。通常，一些面向大众出版的畅销图书会登上销量排行榜，能够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响，但绝大部分学术著作难以成为畅销书，这是天然的。因此，能否被海外高校、研究机构的图书馆收藏，是衡量一本学术著作的价值是否被认可的一项核心指标。我们曾经提出“知识生产水平”的概念，即国际图书馆联合会不定期组织专家对出版机构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属于同行评价，对于中国的出版机构而言，并非全部对应。我们的《报告》利用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这种建立在馆藏数据之上的“知识生产水平”就体现了对作者、出版机构、学科等的综合评价。可以说，馆藏指标对于中国学术出版而言，是一个出版机构知识生产水平高低的标志，也是中国学术出版的晴雨表。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学术著作海外馆藏多见于哪些国家或地区、哪类收藏机构？海外馆藏的变化能给我们哪些启示？

　　何明星：中国学术著作的海外馆藏情况很难一言以蔽之。OCLC、CiNii等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涵盖了不同图书馆类型。以OCLC为例，公共图书馆的数量最多，还包括高校图书馆、研究机构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中国学术著作的主要海外收藏机构是设有亚洲研究院系或研究组织的高校图书馆，其中部分图书馆还设立了专门的中国图书馆馆员职位。此外，一些专门服务华裔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中国学术著作。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高校和国家图书馆也是收藏、购买中国学术著作的主要机构用户。

　　通过馆藏体系跟踪国家、地区层面的变化可以发现，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图书馆逐渐开始收藏中国图书，虽然品种不多，但范围正在扩大。我们尚未详细调查背后的原因，不过，这想必与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逐步上升有关。

　　人文社科著作海外影响力增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术著作海外馆藏集中于哪些学科和主题？大多出自哪些中国出版机构？

　　何明星：从15年书目数据监测来看，中国学术著作是中国图书海外馆藏的一个大类，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类图书以及儿童图书、汉语学习教材等也属于海外图书馆收藏的门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国内知名出版机构，是十几年来海外馆藏排名靠前的出版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术著作海外馆藏以中文原版还是英译版为主？纸质出版物馆藏是否明显多于数字出版物？

　　何明星：设立亚洲研究院系、开展相关专业研究的国外高校图书馆是收藏中文图书的主体，因此，馆藏以中文为主，英译的也有一些，但仅是少量副本。由于物理空间有限，从约10年前开始，国外各高校图书馆纷纷增加了数字中文图书的采购预算，限制纸质图书的采购，并一再表示希望国内知名出版机构加大中文学术著作电子书、专业数据库的生产和建设力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中国社会科学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有“皮书数据库”，中华书局有“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有“易阅通”平台等，这些中文电子书、学术资源数据库基本解决了数字中文学术著作从无到有的问题。

　　目前，中国学术著作海外馆藏以纸质书为主。中国大陆的数字出版物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海外馆藏。2025年度中国大陆出版机构数字出版物进入海外馆藏累计达385种，约占总数的3%。海外图书馆收录中国电子书的比例较低，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自主的、能够被西方采用的电子书平台。施普林格·自然等国际性大型出版集团按自己的思路和眼光挑选、以单本形式采购中国电子图书，放在他们的数字资源平台上。这造成被选购的中文书目较为分散，并且很多有价值的中文学术著作未被选入。中国出版业自己创建的、能够直接面向全球高校提供中文电子书的大型平台非常少，这反映出我们与跨国出版集团之间的差距。我认为，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图书“出海”最好有“国家队”，由一个国家行政机构主导，将分散在不同行业、不同出版社、不同行政主体的版权资源集中起来，形成规模。对于数字资源库来说，体量非常重要，不成规模海外机构是不愿购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报告》的基础数据为OCLC的Worldcat数据库，并以日本CiNii数据库的数据弥补OCLC数据偏重欧洲、北美地区的不足。纵观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学术著作海外馆藏的规模呈现何种走向？

　　何明星：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品种较上一个统计周期增加了近千种，这是历经10余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这些新增加的品种主要来自海外馆藏排名前十的出版社。其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海外馆藏新品增加近200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也各增加100多种。这表明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海外影响力明显增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最新《报告》可以发现，2025年度中国图书海外馆藏中历史文化类图书格外醒目。在您看来，此类图书表现亮眼的原因是什么？

　　何明星：中国图书的海外馆藏长期以历史典籍为主，这是中国出版在国际市场中的基本面貌。这种样貌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特别是历史因素的影响。例如，日本的一些高校图书馆专门收藏、购买最新注释、校点的大部头历史典籍，这种惯例是由中日之间漫长图书交流史塑造的。而在美国高校、中国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中，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会受到较多关注，比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这与美国的中国研究界自二战以来形成的研究当代中国以服务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学术传统密切相关。

　　从被收藏走向被关注、被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以域外图书馆书目数据为基础，建立了效果评估数据收集、分析框架。您如何看待该框架对中国学术著作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适用性？

　　何明星：中国图书海外传播范围（馆藏数据）、主流媒体展露（书评）、受众接受（读者态度、评价）三个维度的效果评估框架，也适用于评估中国学术著作的海外影响力。根据学术著作的学科、领域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数据平台进行评估。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英文版面世之后，不仅馆藏数据突出，西方主流学者也刊发了不少书评，这在美国道琼斯公司旗下资讯搜索平台Factiva上都能搜索到，因而促使一些读者在英语世界最大的阅读分享网站Goodreads上发表感想。此外，一些出自冷门学科的图书，也能够在JSTOR等西方主流期刊数据库中检索到，不过此类学术创新价值较高的图书，并不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一样，出版当年就能够获得相关的数据。这是学术著作稍有不同的地方。总体上看，这个评估框架是站得住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术著作海外馆藏情况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中国学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界的关注重点？能否请您分享一下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成功案例，这样的案例又提供了哪些经验和参考？

　　何明星：从以上三个维度的观察来看，前面提到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就是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的一个成功案例。该书不是按照西方视角解释中国的历史发展逻辑，而是基于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论述中国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三个维度的数据都很好。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要创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在于“中国特色”。凡是此类图书，都会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也会迅速体现在馆藏指标上。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术著作从拥有海外馆藏到切实“走出去”，还有怎样的距离？出版机构如何在其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何明星：出版是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的核心与枢纽。我认为，需要在三个层面加强中国学术著作出版，即我们近几年在《报告》中提出的“三跨”。一是要着力提升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中国出版的学术图书、期刊、数字化产品不仅要能满足本土读者的需要，还要能够被不同国家及文化群体的人接受和喜爱，尤其是要加大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学术出版力度。中国学术出版机构要积极拓展国际出版，加强中国学术出版机构的外文语种出版能力。二是扩大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占有率。跨地域、跨国别的出版市场，意味着未来中国学术出版机构不再以中国大陆为单一市场，还要面对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在出版对象国有针对性地开展出版活动。中国学术出版机构需要及时在非洲、拉丁美洲的全球南方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加大在全球南方国家的组稿力度，开展国际出版活动。三是汇聚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学术出版机构在中国员工之外还要吸纳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人才。“三跨”是中国出版国际化的标志，也是中国学术出版机构当下迫在眉睫的历史重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王悠然 陈禹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