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世界政治的演进，国际制度不仅是大国竞争的重要载体，也是理解国际秩序变革与全球治理演进的重要维度。制度竞争作为国际制度研究的核心议程之一，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对国际制度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际制度竞争理论缘起于国际关系中有关大国之间权力转移的讨论，无论是守成大国为了维持自身霸权，还是崛起大国为了提升自身地位，国际制度都成为彼此关注的场域。伴随着世界政治出现明显的权力回归特征，国际制度研究深受影响。聚焦权力竞争的大国博弈思维逐渐影响国际制度的演进，制度竞争因此成为重要的研究议程。

　　无论讨论新旧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辨析国际制度内部面临的主导权之争，权力逻辑是国际制度竞争的核心。以竞争性多边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流派通常将建立新制度与捍卫旧制度视为制度竞争的现实形态。然而，如果建立新制度不存在挑战或竞争旧制度（包括成员、资源）的意图，就很难将制度之间的关系标记为竞争状态。如果制度之间的关系不是竞争，也可能出现制度间合作、制度间共存等多元形态。因此，制度竞争的逻辑具有明显的遮蔽性。一方面，制度竞争依附于权力竞争而存在，遮蔽了制度互动的其他形态。包括新制度作为补充性的方案、新制度作为其他形式的合作路径等。另一方面，制度竞争既是目标又是手段，掩盖了制度发展的过程性和自主性。尤其是国际组织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制度类型，组织官僚往往具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偏好。同时，制度竞争有可能只是制度成长过程中出现的环节之一，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此，要破解上述局限性，需要从更广的空间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周期重新思考国际制度之间的合作与发展。

　　关注国际制度之间的竞争，是理解制度竞争的必然路径。制度因成员、议题、功能等重叠交织而形成复杂关系，这意味着制度复杂性和制度竞争相互联系，从制度复合体演化成制度等级结构，或从制度复合体走向制度兼容与对接，都揭示了制度竞争的演化方向，但这并没有改变国际制度之间的空间关系。与此同时，国际制度因涉及层次会呈现从规则之争、制度之争到秩序之争的递进关系，也会因制度类型而产生地区制度竞争与全球制度竞争。就竞争的制度主体之间关系而言，也会呈现国际制度间竞争、国际制度内竞争的具体形态。然而，大国权力转移的理论影响了国际制度研究者，这使得国际制度竞争也更加重视宏观权力结构层面的制度竞争，对国际组织竞争的讨论更为激烈，而对国际规则竞争的思辨相对不足。

　　就制度竞争的现实来看，宏观层面的组织内部主导权之争或组织之间地位之争，因具有可视化的客观载体和更直观的表现形式而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然而，这种表观竞争背后的逻辑仍植根于制度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国际规则如同组织的毛细血管一般，在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要丰富和完善国际制度竞争理论，有必要回到国际制度发展的起点，重拾国际规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伴随着全球治理领域新议题的兴起，围绕国际规则制定会出现不同的方案，但这并不必然导致规则之争。那么，多元规则的出现究竟会引发竞争冲突还是协调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则提出者的意图，如全球南方的提议往往是为了提供补充性方案。因此，对国际制度竞争理论的反思需要跳出宏观层次的权力竞争，从更中观或微观的层次思考规则生产和扩散的逻辑，这不仅关系到制度框架下的权力分配，也塑造着制度的发展方向和变革路径。

　　从时间维度思考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论层出不穷，历史制度主义通过观察关键节点对制度变迁的塑造，深刻影响着学术界对国际制度竞争方向的探索。但这种逻辑往往暗含了制度间关系的共时性，却忽视了制度发展的历时性。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如将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机制与欧盟相提并论，抑或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组织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组织等量齐观。诚然，基于现实的比较维度能够观察出制度之间存在无法避免的功能重叠与成员交织，但这种重叠交织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竞争。

　　与此同时，现有的制度竞争往往暗含了“竞赢他者”的零和思维，这使得新兴组织的发展被置于大国权力竞争的阴霾之下，难以摆脱权力争夺的影响。国际制度的诞生存在鲜明的先后次序，虽然这种时序使得制度之间存在先发者与后发者，但这种基于时间维度的制度间关系是动态演化的，并不必然出现国际制度之间的先后竞争。基于自身成长周期的学习、借鉴与追赶，新旧制度都会因制度环境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变革，这意味着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并非优胜劣汰的生存抉择，而是会呈现并存发展的包容景象。因此，相比于静态刻画制度之间在特定时段的竞争关系，更加需要从动态视角对制度发展进行更长周期的观察。对于新兴制度而言，总结传统国际制度兴衰成败的经验，远比以竞争思维框定制度成长路径更为重要。

　　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者更需要从学理层面跳出大国零和博弈的话语窠臼。就国际制度研究而言，我们既要重视对微观层次的国际规则研究，又要重视新兴国际制度的发展经验，以探索形成更具自身特色的国际制度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5CGJ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