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所以来，方知何以前行。文明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获得全新的生命力。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当下，用现代思想和理念点燃古典智慧的火种，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与集体福祉。中国自古重视经典传承，古典学传统根基深厚。如今，中国继续致力于古典学的传承与发展，并向世界传递出发扬光大古典学的心声与愿景。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为契机，中希文化再次相逢，开启一场富有现代性、充满活力的对话。近期，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古典学系教授休•鲍登（Hugh Bowden）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畅谈有关古典学跨文化研究的独特见解。

　　中国社会科学网：国际古典学界普遍认为，雅典城邦文化是西方古典学说的重要基石。以雅典为原点，古希腊文明辐射整个欧洲大陆，为欧洲文明演进奠定了基础。您如何看待雅典在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鲍登：直到1834年，即希腊王国成立不久后，雅典才正式成为希腊首都。然而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它已是希腊的重要城市，并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始终保持着希腊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雅典作为著名城邦的强盛地位，既得益于其强大的海军实力，也源于阿提卡地区丰饶的银矿资源。雅典当地民众充分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与禀赋，形成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们兴建的许多公共建筑至今仍被视为建筑风格的典范；在他们举办的戏剧盛会中诞生的经典剧作至今仍在全球上演。这座城市浓厚的文化气息吸引了希腊乃至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前来游学，也滋养着本地民众，催生出无数具有恒久价值的艺术作品。

　　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曾将雅典称作“希腊的学府”。他认为，雅典足以启迪整个希腊。但在18世纪，当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相继掀起革命浪潮时，雅典作为“西方文化典范”的地位曾经一度受到质疑。当时，一些西方学者声称，雅典所倡导的民主制度是对旧秩序的威胁。但历史是公正的——自19世纪起，雅典逐渐恢复了其西方文化发源地的中心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网：古希腊圣哲辈出、思潮活跃。尤其在“轴心时代”，古希腊以其灿烂的文明因子，成为欧洲文明的基本支柱，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位先贤的思想深刻影响西方学术界。您如何看待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鲍登：如同孔子“述而不作”，苏格拉底本人并未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今天，人们对他思想的了解，主要来源于其弟子撰写的哲学著作，尤其是色诺芬和柏拉图的作品。根据二人的记述，苏格拉底始终以追问为方式，促使听众深化或修正自己的认知，并为听众提供反思自我的良机。

　　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曾写道，2500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柏拉图的多篇对话录大多以苏格拉底为主角，这些作品确立了此后600余年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这一点在认识论领域尤为明显。

　　西方道德与政治哲学传统深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至今仍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必读之作。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曾经受到质疑，但在如今的西方世界，雅典的哲学家尤其是古希腊三贤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

　　除了古希腊三贤，雅典还有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留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是西方历史学的奠基之作；而演说家德摩斯梯尼的雄辩之风，直至近代在西方仍广受赞誉。 

　　中国社会科学网：经典研读是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传世经典凝聚着人类先哲的智慧，其义理与精髓永不褪色。您如何看待？

　　鲍登：谈及研读古典著作的价值，无论是其饱含的智慧，或是对人类文明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有太多内容可以提及。在此，我想尤其强调品读古代典籍本身带来的愉悦体验。这些古代典籍堪称人类文学史或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杰作，时至今日，依然能够与当代读者产生心灵共振。

　　古希腊文化中的传世经典的价值核心在于叙事与发问，而非教条灌输、提供定论。无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这雅典三大悲剧家的剧作，还是柏拉图的哲学著作，皆是如此。

　　西方古典佳作的共同特质是对人性的关注。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柏拉图的《斐多篇》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有关著作虽常以神祇作为描述主题，但叙事核心始终是人的境遇。

　　品读这些作品的过程是令人陶醉的阅读经历。这一过程能让读者深刻理解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尤其是人在厄运面前的种种反应与选择。这些作品未必总那么鼓舞人心或使人倍感振奋，但却内涵深邃、格调庄重。

　　中国社会科学网：较之以往，如今的古典学研究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跨学科属性。近年来，古典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学者开始探索更有效、重应用的研究路径，并将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文化现象相结合。对此，您有何见解？

　　鲍登：古典学的确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革之中。从我求学至今，这一学科已然取得长足进步，技术革新是重要推动力。古典学横跨历史学、哲学、文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因此该领域一直走在数字人文发展的前沿。数字工具不仅可用于文本分析，还能开展地理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在与历史学、考古学有关的古典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今，学术界正逐渐摒弃“古典学专属于西方”的刻板偏见，这一转变令人欣喜。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古希腊与古代近东地区的文明互动。目前，已有研究证实：自荷马时代起，近东文学便对古希腊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波斯帝国对古希腊文明的重要意义。人们逐渐发现，希波之间同样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

　　当下古典学还涌现出诸多全新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研究、社会阶层与经济阶层等议题。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古代世界的认知，也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古典学研究可以被赋予全新视角，并为解读当今社会带来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对中国乃至全球古典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鲍登：作为毕生深耕古典文明研究的学者，我由衷乐见中外各界加大力度，扶持中希两国古典文明研究工作。我非常高兴看到对中华文明与希腊古典文明研究的支持日益增强。我坚信，在希腊开设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中国逐渐重视古希腊文明研究，能够极大增进双方对彼此文明的认知与理解。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间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显著差异；携手交流越深入，双方所能获得的认知便越丰富。过往的西方古典研究常被用来宣扬西方优越论，并为西方帝国主义辩护。然而，倘若我们转换视角，将东西方古典文明置于一个更宏阔的古典文明体系中去考察，便会超越狭隘的文明认知，也能更清晰地辨析东西方古典文明各自的特质与价值。 

　　雅典现有外籍院校对希腊意义重大。它们不仅助力考古发掘工作，而且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并与希腊文化部开展联合研究。中国方面与雅典院校如雅典大学已经开展了不少合作。在古典学领域，中国方面参与相关事务尤为必要。中国学者具有很大潜力，也具有良好的科研条件。我深信，中国学者将为世界古典学带来更多崭新的研究思路，也将以自身的智慧才干贡献重要力量。未来，我期待，中国能为希腊乃至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古典学研究带去全新视角。同时，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也象征着一座桥梁，将海外古典学领域的前沿理念传回中国，同时将中国的古典学理念传播至全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白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