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这些重要论述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亟须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探索调查研究的中国范式，增强中国学人的“自主意识”与“方法自觉”。这就要求重新审视并融会贯通古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推动研究方法从科学主义的技术牢笼中释放出来，注重嵌入历史场景、战略视野和文明高度，使其成为既立足于本土实践，又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纽带。

　　古代中国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一种独特的知识生产模式。它不追求某个具体数据的准确与否，不追求所谓的科学性、客观性，但却成为中国数千年来别具一格的认知与治理方式。这对于今天我们反思西方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提升中国调查研究方法的自主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为了管理辽阔的疆域，古代中国有着庞大的行政系统和文人系统，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比如，“巡行”是从“遒人持木铎”开始，帝王或上级官员会主动离开都城或首府，深入地方或基层，开展视察、督导与考核工作。“采风”是古代文化官员或文化创作者深入民间，收集当地歌谣、谚语等口头文学作品，从中感知和分析风土民情，包括地方风俗、民众情绪与行政得失等。它开创了通过文学形态进行社会调查的先河，将文化和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巡行”是自上而下进行调研，那么“上计”则是自下而上统计数据。从夏商的“登人”到后世的“黄册”“鱼鳞图册”，“上计”是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行政考核与信息上报制度，中央据此进行考核、赏罚，并制定或调整国家政策。“游历”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够印证文献、增长见闻、探究真理，可以综合运用直接观察、深度访谈、实物考证、亲身体验等多种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方法与古代中国的调查研究传统交相辉映，形成了研究方法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调查研究方法。例如，毛泽东同志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传世经典。“反对本本主义”，主张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多大的问题就是多大的问题，调查者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而要下基层找例子。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眼睛向下”，强调不要各级领导作陪，不要摆架子，而要善于倾听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只是“昂首望天”，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解剖麻雀”，是一种典型案例法，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从个案出发，探索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见微知著地发现普遍性问题。“同吃同住同劳动”，是一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或单位进行长时间沉浸式观察的方法。通过系统追踪厘清问题脉络，只有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才能真正理解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始终贯穿于我们党的各个发展时期。

　　西方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是分析社会现象、揭示社会规律的重要工具，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案例研究法、统计分析法等，突出调查研究的客观性、系统性、可复制性，为人类社会的知识积累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作出了应有贡献。

　　我们可以将古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西方的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方法相互融合，求同存异，进而生成中国自主的调查研究方法。

　　第一，实事求是。这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操作规范。古代中国的调查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特别强调行万里路、网罗旧闻、考信实物的求证精神。中国共产党甚至将实事求是作为最大的党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主义，探求事物内部的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敢于正视问题。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同样要求科学性、客观性、经验性。因此，我们的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基本取向。调查研究不是为了验证或依附西方理论，而必须从中国鲜活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出发，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研究的真问题。

　　第二，将心比心。费孝通晚年强调“将心比心”，并将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伦理，这也是进入田野的基本姿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关系本位，将心比心是建构真诚、信任的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更是旗帜鲜明地表达人民立场，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西方主流研究方法也主张跨文化比较、主体间性。理想的研究者不是冷眼旁观的外部专家，而是努力通过共同生活、真诚交往、情感互惠去建立信任。从儒家的“入境问俗”到人类学的“理解他者”，研究伦理的核心是尊重与互惠。

　　第三，经世致用。这是中国调查研究方法的核心价值旨归。在中国，调查研究绝非为学术而学术的工具，而是必须植根中国现实、回应社会关切、服务人民需要。这不仅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经邦济世的实用理性，而且符合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们党从来不做躲进小楼、漫无目的、不痛不痒、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同理，经世致用的理念与西方主流研究范式所强调的问题导向高度契合。

　　第四，历史视野。这是调查研究的时间纵深感，关乎如何理解当下，关乎历史与当下是否割裂。没有历史视野的当下，都只能是节点或切片。将一切置于历史长河中的通史传统，是中国智慧对世界知识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等西方研究范式也强调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讲求长时段的研究视野。

　　理论与方法相辅相成。理论自主始于方法自主。从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需要有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即中国方法。没有方法的连接，理论与经验难以贯通，常常出现“两层皮”的现象。因此，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呼唤中国自主的调查研究方法。经世致用召唤我们进入田野，将心比心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并理解现实中的人，实事求是确保我们在调查研究中脚踏实地把握事实、发现规律，历史视野帮助我们探寻中国故事的深层逻辑，其指向都是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的调查研究。我们应当努力探索中国自主的调查研究方法，加快构建一种不回避价值立场，不脱离实践问题，不割裂历史传统，且能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有生命力、有主体性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