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大体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路径，即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长期以来，这两种路径在管理学界形成了某种“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定量研究被认为是“科学的”“严谨的”，而定性研究则被贴上“软科学”“主观”的标签。这种偏见在过去几十年里深刻影响了学术评价体系，导致许多学者为了追求“规范性”而削足适履，用复杂的统计模型去套用简单的管理问题，却忽视了对管理现象本身的深度洞察。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影响与日俱增，其独特的创新路径、管理模式与治理机制，逐步形成各种颇具研究价值的本土现象。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沃土，也吸引了全球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单纯依赖定量研究方法很难解释这些中国本土独特的管理实践和创新突破。它们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系统性的过程，需要我们通过深度的案例追踪、过程性的叙事分析，即定性研究方法去挖掘其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抛弃定量研究，转而拥抱定性研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的边界与前提。我们反对的不是定量研究，而是“唯定量主义”。我们倡导的也不是定性研究的“一家独大”，而是研究方法的多元互补。

　　这种对定性研究价值的重新认识，并非本土语境下的特殊判断，在国际管理学界的顶级期刊中，其实早已得到了印证。管理学领域顶级实证类期刊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和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SQ）为代表，二者均以发表实证研究成果为主，区别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以概念与理论综述见长。根据AMJ官网公布的信息，2017—2025年间，其发表的年度优秀论文共 28 篇，其中纯定性研究9篇（占比32.1%），纯定量研究12篇（占比42.9%），定性与定量混合方法研究7篇（占比25%）。这一比例背后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AMJ日常发表的全部论文中，尽管以定量研究为主的仍占据多数，但在代表最高学术水准的年度优秀论文中，定性及混合方法的占比已大幅超过了其在日常发文中的平均比例。这恰恰说明，定性研究方法虽然整体发文量不高，却在产出原创性、突破性的理论贡献上展现出独特优势，是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重要路径。

　　那么，什么时候更适合使用定性研究、什么时候更适合使用定量研究？这是我们亟须厘清的关键问题。

　　定性研究，更适合“探索”与“建构”阶段。当一个管理现象是全新的、既有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回答“为什么”和“如何做”问题的时候，定性研究是最佳选择。它通过小范围、深描式的方法，帮助我们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框架，发现新的变量和机制。比如，当数字经济刚刚兴起、平台组织这种新形态出现时，我们首先需要通过定性研究去搞清楚它的运作逻辑，而不是急于去作定量分析。

　　定量研究，更适合“验证”与“推广”阶段。当理论框架已经初步建立，我们需要检验这个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能够在大样本中得到验证的时候，定量研究就发挥了它的优势。它通过大样本的统计检验，帮助我们排除随机因素的干扰，确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让理论能够被更多人信服，进而推广到更宽泛的场景中去。

　　事实上，在当前的管理学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混合方法”。先用定性研究去探索问题、建构理论，再用定量研究去检验假设、验证模型。这种“定性+定量”的组合研究方法，既保证了理论的创新性与专业性，又保证了研究的严谨性与普适性，正是未来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

　　当然，关于研究方法的使用，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当构建统一的研究规范，无论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都必须遵循严格的学术标准，既防范定性研究沦为“讲故事”，也避免定量研究过度“模型化”。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应当保持方法的开放性，鼓励更加多元的探索，不必用单一的学术标准束缚学者的创造力。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也就是我们既要反对“唯定量”，也要警惕“泛定性”。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严谨求实、忠于证据，这才是学术研究应当恪守的准则。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管理学研究肩负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任。我们不能简单地搬运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国的管理实践中汲取养分。在此过程中，研究方法不应成为束缚我们的枷锁，而应成为我们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为这两种方法的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可能。大语言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海量的访谈文本，这有助于大幅提升定性研究的编码效率。同时，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我们进行更为复杂的因果推断，增强定量研究的识别能力。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界限或许会越来越模糊，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更加智能、更加集成的研究范式。

　　总而言之，管理学实证研究方法的转向，不是从定量转向定性，而是从单一转向多元。我们需要放下对方法的偏见，回归研究的初心，用最合适的研究方法，去回答最真实的管理问题。

　　（作者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长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