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9日国际档案日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这不仅彰显了档案记录国家记忆的职能，更赋予了档案事业在当代文化传承中的新使命。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留下的碑刻、木牌、玉册、印玺、匾额、云板等多语合璧非纸质档案，不仅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献资源，更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生动实证。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宏阔背景下，系统梳理这批珍贵文献，推动其从物理保存迈向数字共享，不仅是档案事业与时代同行的生动实践，更是落实“第二个结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学理路径。
多样载体呈现历史记忆
“档案”一词的语源，与清代早期的木质文献密切相关。将军事政令书写于木条之上，以皮条串联保存，满文称为“档子”（dangse），此为现代汉语“档案”一词之滥觞。从木质“档子”到纸质册籍，再到数字数据，载体的迭代折射出档案事业的历史演进。而清代多语合璧非纸质档案，依托多元物质载体，构建了跨越近三百年的国家档案记忆。
石质档案：多语合璧的权威见证。石质档案数量最为宏富，发挥着记事赞功、哀诔纪念、宗教交流等多重历史功能。以现存北京、辽宁、河北等地近800通多语合璧碑刻为例，时间从1630年满汉合璧《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至清末，涵盖汉、满、蒙、藏等多语种的二体至五体合璧碑文，不仅彰显了中央政权对多民族地区的统辖与治理，更通过其物质载体的永久性，赋予了石质档案金石永固的权威性与庄重感，成为中国大一统国家治理的文明凭证。
木质档案：军政运行与空间礼制的制度缩影。木质档案承载着清代早期军政历史。沈阳故宫博物院现藏一批后金天聪至清崇德时期的木质信牌，包括蒙文“聪明汗之诏”、满蒙汉三体“皇帝之宝”及“宽温仁圣皇帝”信牌等。这些木质档案见证了从1599年“老满文”至1632年加圈点改革后“新满文”的民族文字演进历程，规范后的“新满文”还广泛用于宫廷与坛庙的木质匾额，将儒家传统与多语合璧形式结合，从制度与文化层面推动大一统国家的深度建构。
金玉档案：国家统合与文化交融的立体折射。金属与玉石材质珍稀、历久弥坚，成为体现典章制度的重器。金属质档案多维体现大一统国家的治理逻辑：流通天下的双语钱币体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认同；多语种印玺证实中央政权对疆域的有力统辖。相较于金属质档案的治理功能，玉质档案多运用于儒家正统礼制。满汉合璧的清代帝后玉册，不仅继承了中原国家统绪形式，更在礼仪规范中融入多元文化。这些镌刻于金玉之上的多语文本，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升华为庄严的国家大典，生动再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发展。
民间档案：市井交往的微观写照。浩瀚的多语合璧非纸质档案并非高居庙堂，而是依托包罗万象的物质载体，广泛渗透于基层市井生活。在清代旗民的日常交往中，人们不仅常佩戴或互赠绣有满汉双语“平安”“吉祥”等吉语的丝织荷包，民间打造的孩童长命锁、祈福“花钱”（压胜钱）上也常铸有双语铭文，这些多语合璧器物记录了各民族间深厚的情感互动。百姓家中的民窑瓷器、铜制墨盒等日用器皿，乃至乡村基层的乡规民约碑刻、土地界碑，亦屡见多语合璧的形态。这些广泛分布的民间特色档案，真实呈现了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水乳交融的历史实态。
“同文共治”的多语档案
“同义不同文”的多语合璧机制，本质上是大一统国家实施“同文之治”的治理方略。通过将多种语言铭刻于同一载体的文字形式，清代构建起一个严密、可信的跨文本互证系统，有效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陶融。
缺泐互补，夯实文献考据基石。岁月磨漶常致单一文字载体史料残损，多语合璧档案则凭借语种间的对照与互补，构建起有效的文献冗余保障机制。以康熙元年满汉合璧《太平宫碑》为例，虽汉文刻石因年代久远而漫漶难辨，但依托合璧满文的释读，相关蟠桃宫地理沿革及满洲旗人寺庙活动等史实得以完整复原。语种间互补，不仅有效修复了残缺史料，更夯实了历史考据的文献基石。
同档异记，探寻历史真实轨迹。多语档案中出现的叙事差异，反映了文献在跨语言流转与社会语境变迁过程中，为适应不同受众而进行的策略性表述。在多语档案翻译时，对同一历史事件记载往往产生侧重与偏移。这种特征不仅没有损害档案的史料价值，反而为我们深入还原历史现场、审视大一统王朝的治理逻辑与政治智慧，提供了更为复杂、立体的文献证据链条。
海纳百川，留存文明互鉴气度。清代多语合璧非纸质档案映照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以《御赐汤若望茔地碑》等为西方传教士所制的多语合璧诰封碑、墓碑为例，这些碑文多采用汉文、拉丁文、满文等多语合璧的形式进行镌刻，详细记载来华传教士的生平与贡献，不仅给予他们与朝廷官员同等的礼遇，更以坚固的石质载体将中西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的历史永久留存。
微观补白，丰富共同体历史叙事。多语合璧非纸质档案为我们保留了大量普通人的生命轨迹。道光三年《关帝庙碑》详细记载了圆明园镶红旗护军的捐资事迹；康熙元年《太平宫碑》以第一人称记录了旗人的信仰转变。这些以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共同铭刻的“小人物”史料，展现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为基层社会史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原始档案。
赓续文脉的时代路径
清代多语合璧非纸质档案是物化的国家记忆。面对散存于各地的珍贵遗产，需坚持守正创新，通过数字化转化与全球视野下的文献挖掘，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
夯实文献整理根基。推动多语合璧档案从实物保护迈向学术体系建设。通过组建跨学科专家团队，对现存石碑、玉册、信牌等进行系统性普查、释读与编纂。将散落于各地的物质遗存转化为可供引用的权威文本，使其深度融入中华文明的学术阐释体系，成为彰显中华文明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实证支撑，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民族历史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文明逻辑支撑。
推进数字资源集成。建立国家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与元数据框架，借助大数据与三维建模技术，破解实物地理分散、存取困难的局限。构建全国统一的多语合璧档案数据库，实现资源的跨时空共享与精准检索。通过数字赋能，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在云端实现数字化汇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史料基石。
拓展全球搜集视野。针对流散海外的石刻拓片、珍稀玺印等海外档案，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与文献回溯。通过数字化采集或回归，将流散在柏林、巴黎等地的国家记忆重新聚拢，填补正史记载的空白。这不仅是构建完整中华民族古籍文献体系的现实需要，更是捍卫国家文化主权、讲好中国历史故事的必要举措。
创新活化利用手段，让档案资源从“深闺”走向大众。依托数字化展览、互动导览等手段，将碑铭背后的融合史实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语言，增强公众对中华文明包容性与统一性的直观认知，引导各族群众在沉浸式感知中提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
清代多语合璧非纸质档案，不仅是承载大一统国家治理逻辑的权威实证，更是透视多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关键载体。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洪流中，我们应坚持唯物史观，深度挖掘非纸质档案中承载的历史记忆，让历久弥新的兰台文脉，绽放出更加璀璨的时代光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海内外藏满文非纸质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5BMZ09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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