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航天技术的指数级跃迁，外层空间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边疆”，而是深刻嵌入国家生存与发展命脉的全球公域。然而，外层空间治理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危机，现有外层空间治理范式仍深陷权力政治的逻辑，个别航天强国试图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复制到外层空间，导致外空武器化战场化趋势愈演愈烈。这种背离物理实质与时代要求的治理模式，正在将人类推向外空冲突的边缘。因此，反思并重构外层空间治理，不仅是学术探讨的课题，更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紧迫议题。
阵营分化与相对获益逻辑的现实困境
当前，外层空间治理的最大障碍，在于主要航天国家之间在治理路径上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联合国框架下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PAROS）的谈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在2024年11月，联合国决定将原有的PAROS议题与美西方推动的“负责任外空行为（RBOC）”倡议合并，以避免论坛碎片化。然而，这一举措并未实质性解决固有的谈判分歧。
一方是以美国为首，联合其盟友组成的“软法行为规则阵营”。美国拒绝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外层空间军控条约，如中国、俄罗斯等国提出的《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PPWT）草案，转而极力推动RBOC等软法机制，同时提出单一的“禁止直升式反卫实验”倡议。美国的逻辑并非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而是利用国际规则将自身的外空武器合法化，同时限制对手发展非对称制衡能力，进而固化其军事优势。
另一方则是以中国等国为代表，坚持多边主义与“硬法”约束的“多边共治阵营”。中国等国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通过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从根本上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
这种阵营分化导致了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与“无效化”。美国曾在PAROS政府专家组中屡次阻挠实质性共识的达成，甚至动用否决权导致报告难产。这种基于相对获益逻辑的“拖延战术”，使得国际社会屡失建立外空安全防火墙的宝贵时间窗口。若任由这种逻辑蔓延，外层空间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大国角力的战场，届时，任何国家都无法在混乱的轨道环境中独善其身。
维护外层空间的“战略稳定性”
面对外层空间军事化与武器化风险上升、轨道频谱资源争夺加剧等问题，中国积极倡导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超越狭隘的国家中心主义，将外层空间视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强调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宇宙观”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外层空间治理的“全球性逻辑”。外层空间的系统脆弱性与相互依赖性决定了零和博弈没有赢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作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正是破解外空领域“安全困境”的钥匙。它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外空安全时，必须兼顾他国的安全关切，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来降低系统性风险。这与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和“相对获益”的逻辑截然不同，后者只会导致所有行为体陷入“相互确保脆弱”的恐慌之中。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外层空间的“战略稳定性”成为其全球治理的核心目标。外空战略稳定性主要分为两大维度：一是危机稳定性，即各方不具备先发制人的行动动机；二是军备竞赛稳定性，也就是不存在轮番扩张军备的动机。针对危机稳定性，可以借助PPWT草案这类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划定行为边界，有效消解先发制人动机；而针对军备竞赛稳定性，可以通过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TCBMs）降低各方误判风险，进而抑制外空军备竞赛的势头。
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赋予了外层空间的发展维度。比如，中国发布的《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明确指出，和平探索、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是世界各国都享有的平等权利。这与美国通过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维持航天垄断地位的做法形成对比。中国主张在共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国际月球科研站等项目中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让航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外层空间治理的包容性与普惠性。
实质军控与多元化合作路径的中国智慧
基于上述理念，中国在外层空间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提出了一套系统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旨在推动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从务虚走向务实，从对抗走向合作。
一是坚定推动外层空间实质性军控条约的谈判。中国始终是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坚定倡导者。针对美国以“外空武器难以定义”“核查困难”等为由阻挠军控谈判的借口，中国等国有针对性地完善并提交了PPWT草案更新案文，明确指出应优先禁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及对外空物体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强调这是维护外空战略稳定的当务之急。中国主张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及PAROS开放式工作组框架下，聚焦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这一核心目标，避免议题泛化或被“制定外空战争规则”等讨论带偏。
二是积极参与并塑造外空国际规则制定。面对美西方主导“负责任外空行为”的讨论，中国并未缺席，而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相关工作组讨论，提出基于国际法和公平正义的规则制定主张。中国强调，“负责任”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标准，任何“负责任行为”的界定都不能违反《外层空间条约》确立的和平利用原则，不能成为个别国家谋取军事优势的工具。
三是通过具体的国际合作项目践行共商共建共享。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PSCO）等多边合作机制，向国际社会开放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嫦娥探月工程科学数据等公共资源。特别是推进国际月球科研站（ILRS）建设，倡导开放、包容、非排他性的合作模式，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国际伙伴参与。这与美国提出的登月驻留计划“阿耳忒弥斯”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正在外层空间国际治理的“硬法”缺失期，构建起基于共同利益的“软性”治理网络，为最终的全球性范式重构积累互信与经验。
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零和博弈”“相对获益”逻辑正将外层空间治理推向复杂化、碎片化的窘境。联合国PAROS框架下的阵营分化警示国际社会，旧有的地缘政治范式已难以为继。面向星辰大海，人类社会需要的是超越旧逻辑旧范式的智慧与勇气。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准确把握了“天缘政治”的全球性实质，为外层空间治理范式重构提供了价值指引。通过推动实质性军控、参与规则制定，以及开展多元化国际合作，中国方案不仅是对外空安全威胁的回应，更是对外层空间治理未来的前瞻性布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外层空间国际治理趋势及对策研究”（24AGJ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教授；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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