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变局在学术领域的投射，集中体现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的集体崛起，这正深刻重塑着人文社会科学的版图。长期以来，被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所遮蔽的多元文明视角，如今伴随着非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与政治自信的回归，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知识生产领域的“去殖民化”浪潮，表明全球南方不再满足于在全球知识体系中扮演被动接受者与验证者的角色，而是试图构建能够解释自身发展道路、回应现实困境、指导世界未来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国际关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深刻转变，这既是对世界百年变局的回应，也是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当前，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的知识博弈加速展开，重新审视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历程，对于学科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

　　三重境界

　　回顾学科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从盲从到反思，再到辩证超越的螺旋式上升历程。

　　第一境是“看山是山”。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一度承认并接受自身落后的现实，将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奉为圭臬。彼时，引进和学习是主流，学术界热衷于用西方的框架来裁剪中国的现实。如若长期停留于此，难免落入削足适履的陷阱。

　　第二境是“看山不是山”。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学术界开始出现强烈的批判意识，致力于“去蔽”，揭示西方理论和知识背后的权力逻辑与意识形态偏见。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它打破了我们对西方理论的神话崇拜，但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批判而批判，甚至陷入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封闭。

　　第三境是“看山还是山”。这一阶段的学科发展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排外，而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胸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如果说前两境都还是“边见”，自带“偏见”，陷入“二元”，属于知识的范畴，那么第三境则成功进入了“中道”“无偏无颇”的“不二智慧”，从而实现了“转识成智”的飞跃。知识是积累和占有，智慧是超越和融合；知识提供具体答案，智慧提供方法论和境界。只有抵达智慧高度，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等概念背后的深层原理，以及“去殖民性”研究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等。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

　　成就与挑战

　　擘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宏伟蓝图，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涅槃重生提供了具体抓手。其中，学科体系是制度载体，决定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架构，包括院系设置、学位点布局、人才评价机制等；学术体系是理论内核，关涉我们提出什么概念、构建什么理论、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是学科的灵魂；话语体系则是表达形式，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否被国内公众理解、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在这三个维度上同时发力，正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取得重大成果。在学科体系层面，中国建立起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培养链条，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专业学术期刊的数量与质量均有显著提升。在学术体系层面，“中国学派”的探索继续稳步推进，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任晓等人的共生学派等，不再是零星的学术火花，而是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和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理论体系，用中国智慧回应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范式革命需求。在话语体系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等原创性概念理念，不仅被纳入官方文件，也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成绩转向深层结构时，一种学科的“本体性不安”便浮现出来。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和国家安全学升格为一级学科，传统国际关系学依然屈居政治学之下。究其深层原因，这是分科之学的“学科”必然面临的趋势和挑战。传统国际关系学过度聚焦国家间政治与安全议题，将复杂的世界简化为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更遑论哲学、历史、宗教等更深层次的视域。这也不同程度束缚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从而导致他们难以回到“以天下观天下”的中国传统智慧。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正从根本上撼动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AI能以超人的效率处理海量数据、识别相关性并生成预测模型，这将逐步取代以因果解释和理论构建为核心的知识生成工作。然而，真正的战略智慧——对权力逻辑的直觉判断、对历史情境的共情理解，以及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道德抉择——仍是人类心智的专属领地。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必须从“知识积累者”转向“智慧炼成者”。

　　从学科逻辑到问题逻辑的

　　范式转换

　　以上问题的破局之道，在于学术界需要实现思维方式的跃迁：超越中西二元对立，不再纠结于中国理论与西方理论谁优谁劣，而是聚焦于该理论工具能否解释现实、指导实践；超越古今割裂，不再将古典思想视为仅供陈列的古董，而是激活其中蕴含的普遍性智慧；超越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让理论在实践中淬火，让实践在理论中升华。

　　国际关系学的重生，必须完成从学科逻辑到问题逻辑的范式转换。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来不是按照学科分类来呈现的，国家间关系的危机可能涉及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多重维度。因此，国际关系学应当主动打破边界，与新兴的区域国别学、国家安全学形成协同发展之势。区域国别学提供在地化的深度知识，国家安全学涵盖非传统安全议题，而国际关系学则提供宏观的理论框架与互动逻辑。三者的融合将有助于打破“管中窥豹”的认知局限，让研究者有能力从更高层次去把握复杂的国际关系。

　　同时，这也指向了走向田野对于焕发学科生机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一种强烈的田野意识，鼓励学者走出书斋，深入外交谈判、维和行动、援外建设的第一线，在真实的国际互动中发现问题、验证理论。同时，国际关系学也应打通话语转化的四层通道：从艰深的学术话语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话语，再转化为公众听得懂的大众话语，最终转化为具有亲和力的国际话语。这一过程的顺畅与否，决定了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与国际传播力。最终，人才培养模式也必须随之变革，我们需要的不是只会写论文的书生，而是“懂理论、通实践、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既能在“象牙塔”内构建理论，也能在谈判桌上纵横捭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