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于西北的花儿，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民歌样式，更是丝绸之路上一枚艳丽夺目的文化硕果，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花儿经历了跨民族传唱和跨地域传播，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已走过百年历程。我们可以将这一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拓荒期、发展期、繁荣期、转型期。花儿研究百年学术史，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区域经验，对民歌领域的深化拓展也产生了积极意义。
百年耕耘：花儿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进
拓荒期。对花儿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于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当时，搜集、介绍与研究花儿的有袁复礼、慕寿祺、张亚雄、王洛宾、牙含章、谢润甫、李文实等人。1925年，袁复礼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八十二期，发表了30首“话儿”，以及《甘肃的歌谣——“话儿”》一文，这篇文章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前最早的一篇介绍西北花儿的文章。袁复礼也成为我国第一个搜集整理、研究花儿的人，因此学界将他的工作视为花儿学术研究的开端。近代史志名家慕寿祺，在《甘宁青史略》副编卷“歌谣汇编”中，也对花儿作出过学术探讨。张亚雄编撰《花儿集》，上编是花儿研究的相关论文，下编收录了600余首花儿歌词。这部我国最早的花儿评论与作品集，成为现代花儿研究的奠基之作。
发展期。新中国成立以后，赵存禄、刘凯、唐剑虹、王歌行、王浩、黄荣恩、孙殊青、柯杨、李恩春等专家学者从花儿的命名、源流、分类及派别、歌词格律、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以及花儿会等方面，对花儿展开进一步探索。一批优秀的花儿唱家涌现出来，花儿曲谱集和歌词得以大量刊印，共同促进了花儿艺术的繁荣。花儿逐渐由西北地区向全国发展，刘凯、汪曾祺、王浩、魏泉鸣等分别就花儿的歌词格律、特点及流派等问题发表文章。
繁荣期。20世纪80年代，甘肃、青海两省分别成立了花儿研究会，定期举办学术研讨活动，将成果结集出版。这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赵宗福的《花儿通论》、柯杨的《诗与歌的狂欢节——“花儿”与“花儿会”之民俗学研究》、屈文焜的《花儿美论》、郗慧民的《西北花儿学》、张谷密的《西海乐论》、魏泉鸣的《花儿新论》、王沛的《河州花儿研究》以及宁文焕的《洮州花儿散论》等。这些著作共同揭示出花儿发展的历史趋势和花儿自身的艺术规律，为花儿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今天仍被广泛引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宁夏卷、甘肃卷、青海卷与新疆卷相继出版，民歌集成中详细记录了大量珍贵的花儿曲谱和歌词，成为分析、研究花儿的基础文献。
转型期。21世纪以来，多学科、多角度的阐释研究是花儿研究较为鲜明的特征。通过借鉴音乐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花儿研究拓展了研究视角，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花儿研究学者和成果，如张君仁的《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李雄飞的《文化视野下的山歌认同与差异——以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比较为个案》、周亮的《花儿传承研究》、武宇林的《丝绸之路口传民歌花儿研究》（日文版）、萧璇的《国家视野下的民间音乐：花儿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以及杨生顺的《河湟“花儿”综论》等。赵宗福在《苏平的花儿演唱艺术与西北花儿的传承保护》一文中提出非遗保护的十六字方针“敬畏传统、尊重发展、保持本真、适度利用”，屈文焜认为应尽快加强“花儿流域文化生态区”建设。
在新时代语境下，研究者或从河湟花儿音乐语意符号和语音符号特征入手，揭示了蕴藏在花儿中的多民族融合特点，对花儿新文化模式的可变性和可塑性特征进行阐述；或探讨花儿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的丰富案例；或展示花儿艺术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独特魅力。纵观花儿百年学术发展历程，“花儿学”研究已成体系。
守正创新：花儿研究的时代思考
新的时代环境不断催生花儿新的学术增长点。随着生产与消费方式、文化生成方式以及人们审美习惯的变迁，花儿呈现出表演化、城市化、符号化、遗产化等特征，呼唤着花儿学术研究的拓展与更新。第一，更加注重深耕田野，实现由“静态描述”向“活态阐释”的转换。基于花儿作为口传民歌的非物质性和活态流变性，其生命在于表演，在于歌手、听众和特定文化语境之间那种生动即时的互动。这一特性决定了花儿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和曲谱的静态分析，更要聚焦花儿艺术与歌手生命体验、民众日常生活之间的活态交互与阐释。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到花儿生存的各种具体民俗场域中去，以获得对民间文化深层意蕴的鲜活感知。深耕田野是对花儿形成原创性认知的基本保证。
第二，进一步拓展丰富花儿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花儿不仅是民歌与民间文学，更是具体的民俗现象，承载着厚重的生存智慧、情感纽带与文化记忆。未来的花儿研究要努力突破固有圈层，广泛借鉴与融合文化生态学、历史地理学、声音人类学以及数字人文等领域，从而实现对花儿更加立体、活态与全面的研究。
第三，加强花儿的音乐学研究与民间歌手研究。对于花儿的文学性、民俗性研究，已经取得较多的成果，音乐学研究则相对薄弱。花儿音乐的民族性特征、花儿音乐的传播与流变，以及花儿音乐与其他民间音乐的比较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前景。今天依然应该把花儿视为一种活态文化，演唱花儿的人尤其是民间歌手与各路自由唱家，是这个活态文化的核心承载者。花儿民间歌手的研究具有不可预期性、难以长期持续跟进等困难，花儿歌手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展现。
第四，将花儿研究置于时代背景，以发扬其当代价值。深度挖掘花儿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上的典型价值，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角度，开拓花儿研究的实践路径，发扬花儿研究的当代价值。
第五，借助科技创新与学术赋能，推动实现花儿的全球共享。运用数字技术进行花儿采录与存档，打造沉浸式花儿文化体验空间，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高质量传播，实现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未来应以数字化为引擎，借助学术与科技的双重赋能，让花儿文化打破时空壁垒，实现全球共享。
回顾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与致敬，更是为了镜鉴与启航。花儿百年学术走过了一条从“采风整理”到“构建体系”，再到“多元深化”的筚路蓝缕之路，众多前辈学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宝贵的花儿学术富矿。站在历史新的起点展望花儿研究的未来，还需要经历一场从“抢救保存”到“意义再生”的革命。我们要具备更加开阔的视野，运用跨学科知识，积极探索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路径。这朵绽放六百多年的民族艺术之“花儿”，依旧光彩夺目，永葆生命活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花儿’百年学术史研究”（24BZW1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学院副教授；青海开放大学质量监控部教授、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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