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而上的哲学维度和视野出发，可以对文明和文化作相对区分。确定文明标准有两种不同思路：一是西方坚持形而下的器物、知识和科技优先，以单一文明标准评判文明优劣高低；二是中国秉持和合哲学、伦理道德和仁义礼仪为优先，基于客观事实，强调文化是文明的前提，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本质是文化之善，是向求真、向善、尚美的升华，因而不主张基于器物、知识、科技来定义文明标准，强调以和合哲学、伦理道德、仁义礼仪为核心确定文明标准。

　　本质决定标准，标准反映本质，文明的本质是文明标准的内在根基和底层逻辑，文明标准则是文明本质的外在显示和具体体现。文明是什么，决定人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它，确定文明标准，必须基于文明的本质。

　　文明的本质说的是文明是什么，因而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和把握。这首先涉及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文明的本质主要是在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首先，文化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外化或对象化的一切成果，侧重于人化或外化，包含器物、制度、知识、科技、精神等；文明则侧重于化人和内化，是人类超越愚昧、野蛮、丑恶进而求真、向善、尚美的历史进步过程及其积极成果，是文化的精华和升华，是文化中向善、进步的部分，是德行天下、教养提升的结果。因此，文化不等于文明，文化只是文明的前提，文明则是文化的向善升华。其次，文化侧重于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明则侧重于人类发展进步的普遍性、进步性成果。最后，文化有善恶、精华糟粕之分，文明则是文化中积极、进步、向善的部分，是文化之善，是“化文为善、化人为善、化物为善”的结晶。由文明本质看文明标准，文明标准显然不是以城市、文字、青铜或以器物、知识、科技为核心，而是以“和合哲学（道）、伦理道德（术）、仁义礼仪（行）为核心。就此而论，西方的“三大文明标准”（城市、文字、青铜）属于文化范畴，不属于文明范畴，是远离文明本质的。

　　冯时注重从形而上来确定文明的标准，对此笔者基本赞成。他认为，文明不等于国家，中国自有文明概念。西方“Civilisation”词根指向的是城市、国家、公民，这是国家形态的标准，不是文明标准，西方通行的文明标准，是注重形而下的物质，这是判断国家起源的尺度，不能成为文明的标准。“文明”是中华文化固有的概念，源自《易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以止，人文也”，其核心是文德彰显、道德光明。中华文明是道德—宇宙观体系，在中华文明体系中，文明不等于国家，城邦不等于文明。把文明等同于物质硬实力是器物中心、技术优先，混淆了文明与国家的概念。用西方特殊国家标准替代人类文明标准是需要反思的。中华文明的标准是文德、知识和礼仪，道德是成人之本，文明的核心是文德、道德修养、成就君子，知识是立身之本，以天文、历法、观象授时为知识源头，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礼仪是治世之本，以礼制确立社会秩序、等级规范、精神秩序。由此，文明在“心”不在“物”，核心是精神内核、价值体系，这比西方的“三要素”更贴近文明的本质。冯时把知识确定为文明标准之一，笔者是不赞成的，因为知识属于文化范畴，不属于文明范畴。

　　基于形而上的哲学确定文明标准

　　确定文明标准的常用思路，就是西方多从器物、文字、知识、科技、国家等来确定文明标准，把文明降低为文化，把文化混同于文明，这是一种确定文明标准的形而下思路。基于这种思路，它主张器物优先、知识优先和科技优先，以城市、文字、青铜及知识科技水平为硬指标，把城市、文字、青铜及知识、科技等作为文明标准的优先选项。在这种文明框架中，只有符合这一硬指标或优先选项才是“文明”，否则就是“野蛮”“蒙昧”。这种框架把文化提升为文明，其实质在于确立文化霸权和文明霸权。西方近代以来确实在器物、文字、科技、国家等方面具有领先地位，把文化说成文明，实质上就是把西方置于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其哲学根基，是主客二元对立。基于这种哲学根基的所谓“文明”，只能内生出对立、分裂、冲突、暴力、战争，内生不出文明，反而会走向文明的对立面——野蛮。

　　其实，确定文明标准，还有另一种常被人们忽略但十分重要且应引起高度关注的新思路，那就是从形而上的哲学确定文明标准。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中国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哲学范式注重“主主平等普惠”。以此为根基，能内生出多样统一、人人平等、普惠包容，进而内生出和合、德性、善行、为他和共生。它具有善根，自然会内生出文明。这样的文明是一种注重复数、多元、平等、互鉴、普惠的存在，而不是单数文明。尤其是它把伦理道德置于文明框架中，视其为文明之本、文明之魂，是判断文明的首要标尺，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基于这种思路，应把“和合哲学、伦理道德、仁义礼仪”看作文明的核心标准。在这种思路中，文明是以道驭术、以善统真、以伦理道德统摄知识科技、以道德法治抑制文化之恶。

　　概言之，形而下是文明之“形”，形而上是文明之“神”。西方注重形而下，强调基于器物、文字、知识、科技、国家确定文明的标准，这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中国注重形而上，基于人本、和合、道德、礼制、向善确定文明的核心标准，这是文明本身。从哲学形而上看文明，文明的本质是向善，道德是文明的灵魂与核心，知识、科技只是文明的工具和手段。厘清这两种思路的区别，既为破除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标准观、确立中国自主文明标准观进而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一条新路。由此进行文明探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成熟就远远早于西方文明。

　　基于中西历史和实践样本可以看出，西方基于资本主导逻辑，往往使知识、科技带来文化之恶、科技异化，不能作为文明的标准。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早在英文文明一词出现的2000多年前就出现了。法国伏尔泰曾讲，人类文明史是从中国开始的。《周易正义》卷2《大有》所讲的“其德刚健而文明”有其深意，意指文明就是人内心道德修养深厚，具备高尚品质，外在行为亦彰显素养，实现内外兼修。中华文明以和合哲学为“道”，以伦理道德为“术”，以仁义礼仪为“行”，倡导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主张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美美与共，强调文化之善。其逻辑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由个体道德完善到家庭齐心和睦再到社会文明秩序，最后到天下太平。显然，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把“和合哲学、伦理道德和仁义礼仪”作为新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标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可以为确定文明标准提供丰富资源、奠定坚实基础。这种文明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带给世界的是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包容普惠，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新的光明前景，也能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总之，西方把“知识、科技等同于文明”属于吊诡之论，其后果，就是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文明霸权论。在新时代，可以通过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哲学形而上的维度探究文明标准，把“和合哲学、伦理道德、仁义礼仪”看作文明标准的核心。这种文明标准具有双重性，即普遍性（统一性）和特殊性（多样性）相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理一分殊”。普遍性指的是所有文明都注重求真、向善、尚美，追求人的解放、社会进步、和平发展，这是人类文明的共性；特殊性是指实现“真善美”的道路、模式、制度则植根于本国国情、历史文化基因、民族传统和现实条件，不存在西方所谓的唯一标准或单一标准。它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坚持文明平等相待，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倡导文明和而不同，实现文明多元共生，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