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新形态”的首要问题是其规定性问题。从文化哲学的立场看，新文明形态应当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就意味着它只能在诸多比较中确定自身。

　　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领域，文化和文明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即便认为二者有区别，其观点也不尽相同。概言之，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文化与文明是同一种对象的不同表达；其二认为文化包含文明，文明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三认为文明大于文化，文明包含文化。我们认为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文化包含文明，文明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一个总体性范畴，是人的存在方式，对于民族来说则是一个民族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文化就其外延而言，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和观念心理文化等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广义的文化意味着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世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广义文化中的制度、思想和观念心理文化的总和。文化哲学所说的文化一般指广义的文化。文化的产生先于文明，文明的产生则晚于文化，是文化的积极成果。我们从文明的词义来看，“civilization”的词根“civil”本意是“城市的”“市民的”，它源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城市”生活。所以，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高级状态和积极成果。人类文化实践可以创造出不断进步的文明形态。

　　人类文化具有历史性，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生命有机体。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经过历史的淘汰和积淀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文明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主要部分。所以，作为文化之积极成果的人类文明也具有历史性。由这种历史本体论思想可以引申出一种历史认识论观点，即我们应当历史地从而辩证地看待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必须承认，每一种文明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曾经是进步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或迟或早地变为历史发展的阻滞力，因而成为落后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批判就采取了这种历史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他既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相对于奴隶制社会文明与封建制社会文明的进步性，又批判了这一文明形态的诸种弊端。

　　新文明形态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关系。新文明形态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态而言的，后者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基本内涵。世界现代化运动源于欧洲，16世纪已见端倪，18世纪60年代英、法、荷等西欧国家的工业革命，成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推手，部分西方学者甚至将其视为现代化的界定标志。这场运动随后从西方蔓延至全球，成为世界性浪潮。西方现代化以工业文明为核心，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引发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的深层变革，在思维与文化层面则凸显为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本质上，早期世界现代化是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念最初深受西方影响并以之为典范，形成了 “追赶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彼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复刻西方路径、实现西方化的过程。由此，西方现代化被奉为现代化的“元规范”与“元叙事”，成为衡量各国现代化的基准，现代化的全球化也被等同于世界文化同质化的西方化过程。

　　然而，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推进，西方现代化模式在自身发展及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方面，西方学者展开尖锐批判，如在文化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思潮直指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缺陷；在经济层面，“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新发展观”质疑西方增长模式及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深感西方文化模式的冲击、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催生了保守主义思潮，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对西方现代化观念提出挑战。这些批判推动了关注点的重要转折：人们从聚焦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转向剖析发达社会的“病理现象”。这使得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现代化“理想型”的认知陷入困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亦不再有明确的理想目标。在此背景下，“分裂的现代化”概念应运而生：在消极层面，它引发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绝对适用于非西方社会的质疑；在积极层面，则标志着世界现代化从资本主义一元模式转向多元化趋势。

　　但值得警惕的是，在否定西方一元模式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多元现代化趋势滋生了文化相对主义暗流。尽管学界常将其追溯至“德意志历史主义”，但这种追溯本身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事实上，文化相对主义及依托其产生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发展中国家应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洪流的防御性反应，却也暗藏消解现代化普遍标准甚至否定现代化本身的倾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工程，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过程。作为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文明新形态，它必须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克服以西方现代化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弊端，同时避免滑入后发展国家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淖。

　　新文明形态与理想文明形态的关系。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之所以能够成立，不仅要以既存文化与文明为参照，还应从理想的立场上进行重构。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西方现代文明成为现行的主导文明形态。迄今为止，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存在了近400年。由于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作为西方现代化文化体现的西方现代文明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下，以西方现代化为榜样的一元现代化观念逐渐解体，出现了后发展国家结合本国文化传统的现代化类型。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多元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现，解构了西方一元现代化，促使现代化理论家努力重构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普遍本质。但是，现代化理论家近年来所做的努力是不成功的。首先，这一重构没有破除“以起源界定本质”的思维惯性。西方现代化理论家在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概念时，仍持有以现代化的起源来界定现代化本质的思想，这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虽具历史参考价值，但绝非现代化唯一形态。现今西方现代化的典范性已被消解，构建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现代化普遍概念，成为破解一元论与相对主义的关键。其次，这一重构没有破除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局限。近年来，现代化理论家致力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重建“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现代化普遍概念”，主要通过两种路径：一是剥离西方现代化中的普遍原则与特殊经验；二是基于全球多元现代化形态提炼共性。但这些理论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局限性：现存现代化类型的总和不代表理想的现代化。换言之，这种路径缺乏规范性的理想维度。

　　创造一种新文明形态不仅要参考已有文明形态的经验教训，由于现实不是完满的，还必须有一种理想性设计。这种理想维度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以人为元价值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新文明形态扭转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元价值，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的“工具主义—资本增殖”的核心理性以及由它们导致的人的异化和物化，它通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