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是目前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备受瞩目的重大课题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与文明起源相关的论题受到空前关注，但问题也开始暴露，突出表现为理论与实践错位，缺少可靠手段将考古解释与历史重建有效衔接。文明起源标准众说纷纭，由于缺乏深层的人类学阐释，学术讨论易流于表面。深化文明起源研究，亟须从判定标准的制定转向成体系的社会复杂化研究。

　　文明起源课题与探讨社会进化有直接联系，是与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并称的三大起源问题。与物质文化不同，文明只能在社会科学中定义，并寻找具体材料的支持来进行构建。学者在开展研究时根据已确认的形态向前追溯，寻找文明的源头，或者向后延伸，探索流变。有文字的社会一般都步入了文明阶段，若对其之前的阶段进行探索，就不得不主要依据物质材料，这正是史前考古学者从事的研究。早在1870年，“史前时代”的提出者卢伯克就从人类学视角探讨了物质文化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观察阶段性的变化，尤其是通过考古遗存判定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柴尔德在1950年确立了识别最早城市的十条标准，这也成为文明起源判定标准。1958年，克拉克洪指出，文明社会必须满足三要素中的两个：城镇人口达到5000 人、存在书面语言和拥有纪念性的仪式中心。盖尔布则将书写作为文明的必备要素，加上城镇人口和纪念性仪式中心二者之一，就可以称作文明。1985年，夏鼐根据殷墟考古发现提出城市、青铜器和文字的文明三要素。这些方案都是根据后世对文明的看法，根据物质遗存提出的文明起源判定标准。

　　利用标志物或标准化石判定相对年代、利用组合区分文化是文化历史研究学者遵从的规范，尤其侧重根据材料属性开展定性研究。在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时，采纳的研究方法和分期断代、文化判别一样，都是通过对材料的归纳得出认识，针对若干发现总结出若干特征，做适当取舍后构成所谓的判定标准。但这种方法存在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一些特征在一类事物中存在，而在其他事物中缺失，特征的权重也会有所差异。研究者的主观选择会对判断产生不小的影响，即使找到所谓的“通用标准”，也很难概括所有形态。由于考古材料是文化系统运作的产品或副产品，这些标准更多是社会运作的表象，我们不能仅根据现象就判定文明的运行方式，作出史前社会是否步入文明阶段的判断。另外，“文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中心论色彩，与殖民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在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时需要时刻警惕的。

　　鉴于上述困难，与其执着于文明起源判定标准问题，不如转向在学理上更为扎实可靠的研究领域。社会复杂化更多是对社会状态的中性研究，不用预设社会进步的目的论（如从蒙昧、野蛮到文明），以及落后地区受先进地区的影响而走向所谓的“文明”。这条思路还可以克服文化历史方法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概念不协调问题。考古学文化侧重对散于各处的考古材料进行谱系分析，侧重分析物质文化及背后人群的特定发展路径，而文明起源作为历史学问题，需要对社会演化进程中的共性予以阐释。由于社会演化本质上是系统运作方式的改变，对材料的解释只能借助独立知识体系构建的参考框架，提出命题后对考古材料展开调查，这需要假说—检验法的论证。即使将古史传说视为信史，也无法从物质和文字材料拼凑的视角解释文明起源的机制问题，文化历史考古学正面临这一方法论难题。社会复杂化研究可以为“透物见人”提供桥梁，考古材料作为系统运作的产物，为从社会考古角度分析考古组合的差异提供了机会。同时，从社会分化的视角可以透视文明起源过程对人类社会多尺度的影响。

　　社会复杂化研究关注社会运行，有望将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纳入科学范畴。首先，文明起源作为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具有极强的进化意义。人类社会的运作与环境变化之间存在密切互动。社会复杂化过程是资源压力、社会重组、阶层分化共同导致的结果，每个文明的发展都处于特定环境，但受人口压力与环境承载力以及相似受限条件的影响，它们在人类进化的长河中表现出显著的同步性——均发生在智人扩散之后，并在全新世崭露头角。正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与发展路径的差别，作为特殊进化的中华文明起源可置于作为一般进化的文明起源中系统考察。其次，在文化进化论的框架内考察文明起源，能够为研究奠定均变论的基础。文明起源的探讨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和文字材料拼接，而是考察诸多变量的复杂互动，借助科学手段寻找因果联系和反馈机制。对全球民族志的系统梳理可作为构建参考框架的起点，借助考古材料的深层历史优势，考察社会进化轨迹的异同。古史传说与历史文献可作为古代的民族志材料，将其置于人类进化的“实验室”中进行甄别与比较，有望提炼为具备均变论意义的推理依据。

　　将社会复杂化议题融入文明起源研究，有助于考察人类组织与环境组织之间的复杂联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表现为被动的适应，也表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维持生计、保持社会的平稳，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具体情境中创新性地利用知识与能力解决面临的难题。文明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农业社会，还可以将觅食社会纳入其中，尤其关注依赖水生资源的富裕狩猎采集者。他们借助复杂的渔猎技术和紧密的社群组织，在定居生活中甚至发展出了等级社会和繁复的艺术。在时空意义上，可以考察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启动的社会复杂化进程，末次盛冰期资源压力下的聚集引发了技术创新与社会重组，在部分地区成为农业起源的前奏；也可以考察非核心地带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尤其是农业起源地区之外的文化演变过程，而这些正是目前文明探源研究中所忽视的方向。

　　综上所述，通过将社会复杂化作为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将文明起源判定标准的探讨转向社会运行方式的研究，不仅可以扩展既有研究视域，将农业社会之外的人类群体和考古材料纳入研究范围，还可以超越清单式的文明起源判定标准讨论，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和路径依赖。这样，我们可以更为自信地探讨社会演化的进程，充分利用全球史前史资料库，将文明探源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在文明互鉴中构建完善的自主知识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旧大陆原生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形态演进研究”（24&ZD2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青年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