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文明”成为热词，中华文明到底是五千年，还是八千年，抑或更早更晚？众说纷纭。究其原因，学界对“文明”的内涵和标准有不同理解。

　　“文明”的内涵。“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尚书·舜典》），“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周易·同人·彖》），这里的“文明”主要指人从内到外表现出的文雅、睿智、谦恭、中正等高尚道德修养。“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乾·文言》），“文明以止，人文也”（《周易·贲·彖》），这里的“文明”主要指社会因完善的礼仪制度而光明。可见，中国古代“文明”指“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

　　现在我们常用的“文明”概念，主要来自对西文“Civiliz（s）ation”的意译。“Civiliz（s）ation”源自古拉丁文“Civis”，其重要派生词“Civitas”，意思是公民身份、城市、城邦、国家。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扩张，“Civiliz（s）ation”逐渐指代西方社会所谓的“先进”状态，以与“落后”的殖民地社会相区别。

　　近现代学者对西方语境下的“文明”有多种理解，可归纳为两个维度。一是时间或进化论维度。摩尔根将“文明”解读为与“野蛮”相对的高级社会发展阶段——文明时代，这也是目前国内外流行的说法。这一维度下的“文明”常和“国家”相关联，以至于不少人将二者等同。其实与“国家”含义相近的是“文明社会”。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将“国家”基本对等于“文明社会”。二是空间或形态史维度。梁启超有五大文明古国的提法，汤因比列举出人类历史上20余种文明。这一维度的“文明”，可理解为各个长久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或广泛的文化实体。

　　中西语境中的“文明”有明显差别：古代中国更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礼仪完善程度，西方更关注物质文化和社会发达程度。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礼仪制度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是“文明”，判断标准灵活度较大；物质文化和社会发展到进入国家阶段就是“文明”，相对容易把握。二者也有相通之处，都认为“文明”代表社会发展的一种高级状态。冯时从古代中国角度出发界定“文明”标准，提出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对中华文明的内涵作出深刻阐发，只是普适性不足，难以回答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是不是“文明”。反之，仅从西方角度出发，无法真正透析中华文明的本质。阐释“文明”的内涵理应本着文明互鉴的原则，兼顾中西、放眼全球。

　　综合来看，“文明”只有发展到相当高度才能被称为“文明”，国家的出现是界定文明的主要标准。我们可将“文明”定义为进入国家阶段的包含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文化实体。

　　文明起源标准。作为综合文化实体的“文明”有其起源和形成的过程，文明起源和形成两个阶段各有标准。不少学者注意到，早在文明时代之前，就已有城市、青铜器、文字等“文明因素”的起源。按照笔者对“文明”的定义，文明起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承载文明的“综合文化实体”的起源，即须初步形成一个较大范围的文化共同体；二是社会复杂化的开端，须有初步的社会分化、手工业分工等；三是须有复杂精神观念和知识系统的起源。以此衡量，亚欧非大陆的几个早期文明的起源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距今8000多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从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

　　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首先表现在中西方两个文化共同体或者文化圈的初步形成。约距今8200年，中国大部地区初步联结成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中华）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从西亚向周围地区的传播扩散，有了“早期西方文化圈”的萌芽。其次表现在社会秩序的加强和社会复杂化的肇始。中国的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8000多年以前社会秩序显著加强，一些遗址出现较大墓葬，应当已经出现巫觋首领和普通人之间的分化，还出现玉器、白陶等特殊器物制作的初步专业化。西亚聚落有更加显著的社会分化，出现了专长于陶器和石器制作的村落，意味着专业工匠的出现。最后表现在较为复杂的精神文化和知识系统的涌现。8000多年以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有了天文象数等，诞生了“敬天法祖”信仰，进入中华文明原创思想的第一个爆发期。同一时期的西亚也有较为复杂的宇宙观，流行多神偶像崇拜等。

　　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最突出的变化是大范围文化共同体的正式形成和社会复杂化的显著加速。首先，中西方都开始了更为明显的文化整合过程。距今约6000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约距今7000—6000年，随着以两河流域下游为中心的欧贝德文化、乌鲁克文化的先后扩张，正式形成“早期两河文化圈”；约距今6500年形成“古埃及文化圈”。其次，中西方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强，聚落和人口激增，聚落群和中心聚落普遍出现，涌现出大城、大墓、大型祭祀仪式中心、宫殿式建筑，普遍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手工业分工和社会分化，进入前国家社会状态。

　　文明形成标准。文明起源发展到何种程度可视为文明正式形成，或进入文明时代？政治学上的判定标准是国家的出现。恩格斯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有本质区别，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主要根据地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组织社会。公共权力集中体现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包括军权、政治权、经济权等，建立在阶级分化的基础之上。

　　如果必须确立文明形成的物化标准，以便在考古实践中把握，最符合条件的是大型中心城市或都邑。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所列诸多特征即使今天看来仍适用于几乎所有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大型城市的建设需要强大的“公共权力”或“王权”，必然形成阶级社会，出现社会分工；城市内大量人口来自周围不同地区，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管理辐射周围地区，从而出现地缘性社会组织，国家也由此诞生。近年来，王震中等提出都邑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颇令人信服。

　　以上述标准衡量，距今5100年前后出现的良渚、南佐等大型都邑及其大规模宫殿建筑、水利设施等，有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出现区域“王权”，有了一定的地缘关系，表明当时中国已经诞生早期国家。尽管这些早期国家仍局限于局部地区，处于“古国”或“邦国”阶段，但已形成若干文明社会，由若干文明社会构成的中华文明随之正式形成。需要强调的是，“古国”也是国家，不能因为没有出现跨区域国家，就否认中国5000多年前已出现早期国家、进入文明时代这个事实。约距今4000年进入夏代以后出现跨区域王权或“天下”王权，标志着进入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新阶段——“王国”阶段。西亚和埃及正式迈入早期国家或文明社会同样是在距今5100年前后，其文明发生重大转折也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

　　总之，对“文明”内涵和标准的界定应兼顾东西、着眼全球，文明起源和形成两个阶段各有标准。文明起源的标准包括承载文明的“综合文化实体”的起源、社会复杂化的开端、复杂精神观念的起源三方面。文明形成或进入文明时代的政治学上的标准是国家的诞生，而物化标准则是大型中心城市或都邑的出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