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问题，我已在《文明论》一书中作了系统论述。在此只想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华“文明”概念并非舶来，而是中国先贤自主创造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因此，重建中华文明理论必须回归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及文献传统。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最早见于中国先秦典籍。《易传》曾六次提到“文明”，《尚书》中也有明确记载，及至后世更是史不绝书。汉焦赣《易林·节之颐》载：“文明之世，销锋铸镝。”《后汉书·邓禹传》云：“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宋书·律历志上》说：“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广乐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唐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道：“未若以文明鸿业，授之元良，与天同休，相统亿祀。”《新唐书·陆亘传》谓：“亘文明严重，所到以善政称。”宋司马光《呈范景仁》记：“朝家文明所及远，于今台阁尤蝉联。”文莹《玉壶清话》卷一有：“主上文明，吾辈苟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明高明《琵琶记·高堂称寿》称：“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清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第六·冲场》曰：“若因好句不来，遂以俚词塞责，则走入荒芜一路，求辟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对“文明”一词的编年梳理不仅充分证明“文明”是中国的固有观念，而且始终围绕着文德教化这一核心内涵，代相传承、文脉不绝，其系中国自主思想的事实不容否定。可以肯定，至迟在先秦时代，中国先贤已形成具有己身文明特色的文明观。

　　中国先贤是否将文明等同于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需要回归传统文献。西周大盂鼎铭文言，“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意谓文王受有天命，武王继承文王之天命建立了国家。可见时人将国家的建立称为“作邦”，并不是“文明”。因此，在中国文化概念体系中，文明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文明的首要目的是以文德成人，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尚书·舜典》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即言舜深智大德而文明，故见威仪。西周金文“哲”或从“德”表意，并不从“口”，反映了先贤的谋猷观，即大德者宇谟远猷，深谋远虑，而无德者心怀私利，不可能有高明的谋猷。文明的核心是成就有德君子。《周易·明夷·彖》谓：“内文明而外柔顺。”言文王内修文德而外见威仪，与《舜典》的思想一脉相承。文德的修养需日日进之，改旧身而成新民。《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即此之谓。《周易·革·彖》载：“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巳日”意即“改日”，“孚”者信也。日日修德以信，必将改变自己而成为有德君子，如此则文明以成，礼仪端正。

　　《周易·大有·彖》言：“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文明的内涵实即文德，文德修养淳厚而至，方能教化人民，建立文明社会。而文德的形成又源于天文，其重在以大火星敬授农时，故致丰收有年。《周易·同人·彖》载：“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文明以健”意同“其德刚健而文明”，文德至故谓之健，如此则可成就中正君子。

　　准此可知，在中国文献传统中，文明既不与国家等同，也无关技术因素，而是指人的个体德养。推及于世，便可实现“天下文明”“文明之盛世”。而“求辟草昧而致文明”更彰显出文明本即摆脱了野蛮的文雅。成就文明的唯一途径是心修道德，这种文明观传承至今。

　　如何实现天下文明？必须经历由个体文明到群体文明的教化过程，以文化人，这就是文化。《周易·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先贤对文明的每一次阐释都深刻揭示了己身文明的思想内涵，其根本追求就是成人之道，故道德是为成人之本。而构建文明社会，知识是立身之本，礼仪则为治世之本。此“三要三本”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理论核心。

　　“文明”的核心语词是“文”，“文”的造字本义所揭示的思想即为心修道德，目的是将人从禽兽中分离出来。商周古文字“文”特彰其心，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本义。

　　中国先贤所讲的文德不空，其核心内涵就是诚信，而诚信观念则形成于观象授时，这是形上思辨的物质基础。长期观象使人懂得了“至信如时”的道理，按时播种便会年有丰稔、氏族繁昌，而失耕绝收则致耻辱。这意味着因观象授时形成的信的观念已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故诚信观构成文德的核心内涵，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

　　《周易·乾·文言》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阐释了天文为文明之源的事实。龙星在天，六位时成，指导生产，成为观象授时的主星。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八千年前的石龙。时间计量的精确化促生了立表测影，湖北秭归东门头出土了八千年前的测影碑表。这些史料证明，至迟在距今八千年前，观象授时制度已经建立，这为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唐人孔颖达对“天下文明”的解释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知“文明”的本义即文德彰明，以一字训之，那就是“”。《说文·彡部》：“彣，也。”“彣”是“文”字之晚出异体，“”实即“文”之本义。《论语·八佾》载“郁郁乎文哉”，“郁郁”本作“”，其言文德淳厚彰著。

　　“文”的本义即文明，这意味着先贤创造“文”字的时代也是文明观念形成的时代。史载夏禹名“文命”，即文德教命。作为夏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四千年前的朱书“文邑”，其名又见于商代卜辞，知其地为夏代王庭，故夏王朝已进入文明社会。

　　八千年前的观象授时促生了先贤对文信的思辨，千年之后，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发现迄今所见最早的汉字“五田文”。古贤初将天下分为五方，故“五田”显指五方天下，而“文”的本义是文明，因此“五田文”之义无疑就是《易传》所说的“天下文明”。《易传》的通俗表达与柳林溪遗址古文字的思想一脉相承，足证早在七千年前，文明观念已经成熟，其源自当更早。

　　西学的“文明”概念是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美国学者布鲁斯·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一书中梳理了“文明”语词的形成和演变。了解这一事实，对客观认识中华文明同样很重要。

　　人们熟悉的英文“Civilization”一词始见于1704年，意即以民法取代军法的社会，与今天所理解的文明含义不同。而与文明含义相关的语词“Civilisation”，最早则出现在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1756年，米拉波侯爵在其《人类之友》一书中首次在非司法领域使用这个新词。他在保留了该词的法学意义之外，对其含义进行了扩充，用以指代文雅、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社会群体。这一意义源于“教化”（Civiliser），形成与“野蛮”相对的概念。其实早在1672年，塞缪尔·普芬道夫在其《论自然法与万民法》一书中就已有关于人类从野蛮发展而来的论述，但当时他还没能找到一个足以形容这一发展结果的关键词汇。到了18世纪中叶，这个新词出现了。事实是，尽管米拉波赋予的词义与中国固有的“文明”含义相同，但对西方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概念。

　　中西文明概念形成时间的比较并非没有必要。中国先贤至少在西方文明概念形成之前的两千年就已创建了自己的文明体系，而考古学研究则将这一体系的创制年代追溯得更远，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忽视。这意味着我们在重建己身文明理论及中华文明信史时，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概念和思想而去迁就一种晚出的学说，况且从本质上说，这种晚出学说的核心思想与中华文明的固有观念并没有本质差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