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追问“谁是非洲母亲”时，非洲文学的世界里仿佛同时站着两个身影，她们并肩而立，却又在彼此对视中带着隐隐的紧张。一位是高大而抽象的“母亲非洲”（Mother Africa），她常以不屈的黑色大地形象伫立在“黑人性”运动诗歌与泛非主义话语之中，成为凝聚无数散居游子情感的精神原乡；另一位则是血肉丰满却常常沉默的“非洲母亲”（African Mother），她在殖民与后殖民以及父权的重重压迫下，日复一日地劳作、生育、忍耐，直至耗尽生命。这两种形象之间的裂隙，不只是修辞的差异，更是权力如何塑造与遮蔽真实人生的深刻映照。

　　“母亲非洲”的象征

　　“母亲非洲”的形象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非洲各族群古老的神话与宇宙观之中。阿坎人（Akan）信仰的大地女神阿萨塞·雅（Asaase Yaa），不仅掌管土地的丰饶与枯竭，还被视为生育与死亡的守护者；约鲁巴（Yoruba）传统中的河流母神耶莫贾（Yemoja），则以奔腾的河水化身为生命的源泉。这些非洲神话把女性、母性与自然紧紧编织在一起，仿佛大地本身就是一位永不疲倦的母亲，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万物，又以无声的力量孕育万物。这份深层的联结，为后世非洲文学提供了无尽的文化养分，也让“母亲非洲”这一象征拥有了深厚而持久的生命力。

　　在20世纪反殖民浪潮中，这一象征被迅速政治化。塞内加尔诗人莱奥波尔德·桑戈尔（Léopold Senghor）在其代表诗作《黑女人》（Femme noire）中，将非洲母亲的黑色身体与肥沃大地融为一体，以温暖丰沛的感性力量，对抗欧洲殖民话语中冰冷的理性逻辑。大卫·迪奥普（David Diop）著名的短诗《非洲——致我的母亲》（Africa），更是把这一象征推向高潮：“非洲告诉我非洲/这弯曲的背就是你吗/在屈辱的重负下被压倒/这颤抖的脊背带着血染的条痕/在正午的公路上甘受鞭打……这就是非洲你的非洲她生机盎然/坚韧顽强地繁衍枝叶/而她的果实已逐渐地/孕含着自由的苦味。”诗中，母亲非洲的背脊在殖民者的鞭打下一次次弯曲，她的血液悄无声息地灌溉着被掠夺的田野，最终却以“自由的苦味”作为留给子女的遗产。诸如此类的书写，在当时的反殖民运动中唤起了深切共鸣。

　　然而，当象征被不断拔高时，现实往往被悄然简化。1987年，明克·希珀（Mineke Schipper）发表了经典论文《基座上的母亲非洲：非洲文学与批评中的男性遗产》（Mother Africa on a Pedestal: The Male Herit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她指出，在男性主导的非洲文学传统里，女性常常被安放在一个高高的“基座”上，表面是尊崇，实则是一种精巧的规训。基座上的母亲可以被歌颂，却不能拥有自己的声音，可以被需要，却不能表达自己的痛苦与渴望。

　　这种“基座效应”在非洲男性作家的笔下表现得尤为鲜明。桑戈尔和迪奥普诗里的母亲，她的苦难被转化为民族解放的精神资源，可她始终没有一句属于自己的话语，她只是被观看、被征用、被升华的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洲男性作家的创作共同加固了“基座”象征的秩序。“母亲非洲”的理想化，服务于反殖民动员和民族认同的需要，但其代价，是真实非洲母亲的主体经验被长期遮蔽。

　　母性主体的重建

　　非洲女作家选择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她们把目光从宏大的民族叙事拉回日常生活，从抽象的图腾拉回血肉丰满的个体；她们以细腻而深刻的笔触，书写母亲们的劳作艰辛、情感痛苦、内心矛盾与无声抗争，拆解那座象征的“基座”，让“母亲非洲”走下神坛，重新成为一个有血有肉、能发声、会思考的具身主体，即真实的“非洲母亲”。

　　布奇·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的《为母之乐》（The Joys of Motherhood）堪称这一转向的力作。主人公努·埃戈从出生就被认定是某个奴隶女孩灵魂的转世，仿佛被母性神话提前写好了剧本。她把一生献给了“母亲”这个角色，最终却被这个角色抛弃。埃梅切塔并未否定母爱本身，而是深刻批判了那个将母爱工具化、将母亲耗尽的社会结构。弗洛拉·恩瓦帕（Flora Nwapa）的《爱芙茹》（Efuru）则提供了另一种温柔的解构。美丽能干的爱芙茹两度婚姻失败，无法生育存活的孩子。恩瓦帕借本土宗教资源，悄然质疑了以生育能力定义女性价值的文化规范。同时，爱芙茹在社区中照顾邻里、调解纠纷、传承知识，她用实际行动把母性从单纯的生物功能，扩展为一种关怀与责任的伦理实践。

　　玛丽亚玛·芭（Mariama Ba）的《如此漫长的信》（Une si longue lettre）则以书信体这一私密形式，对母性神话进行了深刻反思。主人公拉玛托拉耶在丈夫娶了年轻妻子后，写下一封长信给远方的好友。她在信中平静却尖锐地追问：社会为什么只要求女性无限牺牲来证明自己是“好母亲”，却从不追问这种牺牲的代价是否合理？拉玛托拉耶与好友阿伊萨图之间的友情，超越了个人情感，成为一种基于共同处境的女性团结。她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芭没有把非洲母亲简化成单一形象，而是展现了她们作为复杂主体的多元可能，母性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但绝不是全部。

　　这些女性作家共同深化了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关于“母性制度”与“母性体验”的区分。在非洲语境下，母性制度不仅是父权制的产物，更是殖民主义与父权制相互缠绕的历史结果。而她们笔下的母性体验，虽然承载着双重压迫的重量，却也孕育着反抗与重建的力量。

　　重新激活与多重转向

　　进入21世纪，生态危机、全球化与散居经验让“母亲非洲”这一象征获得了新的生命。当代非洲女作家不再满足于将其作为民族主义修辞，而是把它转化为批判殖民生态遗产、呼吁环境正义的重要话语工具。其中，南非诗人莫迪卡·努尔贾（Modikwa Nurja）在诗集《大地的子宫》（The Womb of the Earth）中，以“子宫—大地”这一复合意象为核心，将女性的生育创造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交织，却小心剥离了传统中将女性被动化的逻辑。在她的诗行里，大地不再是被殖民者随意开垦、掠夺的沉默客体，而是拥有自身意志与节律的鲜活母体；母亲也不再是被民族叙事征用的符号，而是与大地并肩抵抗剥削的能动力量，她们共同孕育出抵抗的果实，呼唤环境正义的觉醒。

　　奇马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等作家则以更复杂的眼光审视这一象征。《美国佬》（Americanah）的主人公伊菲梅卢在尼日利亚与美国之间往返穿梭，她既从“母亲非洲”的文化形象中获得情感归属与身份慰藉，那片遥远的土地像一位沉默却温暖的母亲，维系着她对抗西方文化同化的精神根基；却又时时警惕这一象征可能蜕变为本质主义的枷锁，将非洲女性固定在想象中的“真实非洲性”里，限制她们的多元主体表达。因而在创作中，阿迪契展开了持续的辩证协商，既让象征保留温暖的情感温度，又坚决拒绝其对女性主体性的束缚。

　　而在南非的特殊历史语境中，“母亲非洲”也经历了重构。在反种族隔离运动时期，南非女性诗人对这一符号的征用既延续了“黑人主义”运动传统，又注入了根本性差异，她们保留了“母亲非洲”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功能，却拒绝将其还原为被动承受苦难的牺牲意象，而是赋予母亲形象以主动的抵抗能动性。在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母亲不再是默默忍受鞭打或掠夺的“黑色大地”，而是像坚韧的土地一样奋起反击，母亲的身体与大地共同成为对抗种族隔离的战斗堡垒。

　　“母亲非洲”与“非洲母亲”，看似只是两个相近的称呼，背后却是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把母亲高高举起，让她成为服务于更大叙事的符号；另一种把母亲轻轻放下，让她重新成为有血有肉、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从古老神话到“黑人性”运动诗歌，从后殖民女性书写到当代生态与散居转向，这条文学政治的轨迹清晰昭示着象征“基座”终将被拆除。真实的非洲母亲，用她们的脊背、双手和日夜不息的劳作，支撑起了这片大陆；倾听她们的声音，理解她们的处境，给予她们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这不仅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我们面对历史与现实时应有的态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