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梁启超首发其端提出“民族”“中华民族”概念、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作初步讨论，至今天民族学迈向新时代中国学派构建之路，中国民族学已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百年来，中国学人砥砺前行，民族学从无到有，形成的本土学派立足中国实际，既深植中华文明基因，又借鉴融通东西理论。新时代如何构建民族学中国学派？如何以百年积淀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扩大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这既是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构建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必然要求，也是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与学术担当。

　　一、民族学中国学派的早期寻探与学派孕育

　　19世纪晚期，内忧外患之下中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大量吸收西方新学，特别是进化论与国家学说、社会改良理论，民族学的早期翻译——“民种学”等开始传入中国。短短的20多年内，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1903），蒋智由的《中国人种学考》（1904），孙学悟的《人类学之概略》（1916），陈映璜的《人类学》（1918）等相继问世。至1926年蔡元培《说民族学》公开发表，标志着国内学界开始使用“民族学”一词。

　　20世纪20年代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专业（人类学当时既是民族学二级学科，也是社会学二级学科），涌现出蔡元培、李济、吴泽霖、潘光旦、吴文藻、杨堃、林惠祥、徐益棠等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第一代先驱。大批留学归国学者执教高校，系统译介西方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与文化，创办了《民族学报》（1937年第1期出版）、《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期出版）、《西南边疆》（1938年第1期出版）等专业刊物，引介西方进化论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等主流学术理论，初步搭建起中国民族学与国际民族学界沟通的桥梁。

　　1934年夏，凌纯声、邱长康、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学者发起召开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当年12月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标志着民族学在中国已初步发展为一门新兴独立学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政学兴起，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重点也随形势发展转向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出版刊物达30余种，并出版了《边疆政教之研究》《中国土司制度》等学术专著，边疆及少数民族问题研究也由此成为中国民族学沿袭至今的学术传统。在研究中，由于理论方法和学术观点、内容、旨趣有所不同，民族学界逐渐形成南北两大学派。南派（又称历史学派）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为主阵地，杨成志、岑家梧、芮逸夫等为代表，以《民族学刊》等刊物为学术交流平台，因受美国历史学派影响把族群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以进化论为研究视角，重视文献与考古材料，在古代民族史研究中建树颇多；北派（又称功能学派）以燕京大学为主阵地，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为代表，运用欧洲功能学派理论进行“社区研究”，以《社会研究》为学术交流平台，并力图打破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界限，注重分析社会现象背后的关联。至今，西方学者仍认为中国“社区研究”是人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章。两大学派都重视本土文化，注重中国古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1949年6月16日，中国民族学界在燕京大学召开会议，反思民族学发展中存在的沿袭西方理论、脱离社会现实、实践价值薄弱等局限，这是民族学界为下一步发展对理论方法、路径、方向等的一次重要审视。

　　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即对中国民族学产生重要影响。李大钊、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已对民族问题的阶级根源、解决途径等进行了探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延安民族学院，一些学者根据调查深入研究民族问题，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取得了《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等代表性成果。著名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及民族问题，范文澜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等。但由于条件所限，新中国成立前经过系统民族学训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尚未形成。

　　二、民族学中国学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塑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学者积极参加全国民族地区解放等各项工作，并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中国民族学界经过社会主义洗礼，批判西方民族学理论，接受苏联民族学学科及学派观点，重视对马克思和列宁、斯大林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研究和阐释，在全国开始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苏联民族学派观点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1952年高校调整后，中央民族学院即成为新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教学、研究中心。这一时期，一批民族学者在政府组织的全国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发挥了中坚作用，参加了14年的民族识别工作和8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民族政策制定和民族理论研究作出了贡献，也加深了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一批高校设立民族学专业，民族学学科初步自立门户，并在改革开放中与国际学术界交流，中国民族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民族学者积极参与调查研究，如“六江流域”民族调查，“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并进行理论分析与概括，逐渐建构“族别”“族际”研究范式，但也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等问题。民族史学是中国民族学的重要领域，翁独健、王钟翰等积极推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丰富了民族学研究内容。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超越了“族别”“族际”两种范式，提出“多元一体”理论与研究范式，这是中国民族学最具标志性的创新成果，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派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成为学界共识，推动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派的形成。民族学学者深入分析统一多民族国家国情，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并不断归纳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同时，系统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工程建设，提升中国民族学派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三、构建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的新路径

　　经过百年的发展，构建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是学界不可回避的历史重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把民族学列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十一大学科之一，对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的构建寄予了殷切希望。进入21世纪后，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跨学科研究，强调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的结合，致力于立足中国本土问题意识的理论创新、概念创新，尤其是各类标识性概念、重要本土议题的研究与理论概括，并注重国际传播与跨国比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构建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国际意义的研究范式。当前正处于民族学中国学派构建的关键时期。新时代呼唤中国民族学“学派自觉”，必须将民族学发展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大视野中，以此推动中国特色民族学派的构建，形成学派有特色的风格、理念和方法，重点推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派的高质量发展。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其特色、方向、路径、着力点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觉服务于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大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记“国之大者”，着眼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局。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作为民族学中国学派新时代的根本任务。

　　其次，坚持“两个结合”，守正创新，加强基础性、原创性、突破性理论研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派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注意借鉴各方学界新成果，并开展跨学科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再次，理论联系实际，推动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践方法路径探索。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持续开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公共资源配置、互嵌式社会结构、民族政策和法规体系等的调查研究。要结合现实问题研究推动中国特色民族学理论的发展，为创造性地走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提供实践智慧与理论支撑，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丰富理论、发展理论。

　　纵观中国民族学百年发展，学派构建与发展需要有重要学术影响的领军人物、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标志性学术成果、学术梯队与团队、学术交流平台，也需要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氛围与文化环境。因此，构建新时代民族学中国学派不仅需要民族学界的不懈努力，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