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就，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与研究议题。从国际背景来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理念与实践经验逐渐成为海外解读中国发展、预判全球趋势的重要切入点。此外，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进一步激发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热情，重点聚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执政实践与国际角色方面。

　　新时代以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学术界高度关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特点的出现，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一是相关国家自身发展的实际需求使然。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提升，海外各国政府、智库、学术界与企业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政策导向与发展规划。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与中国开展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另一方面，为了便于借鉴中国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美国学者沈大伟指出，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了解和解读中国的需求依然旺盛。全球主流印刷媒体、广播媒体及社交媒体对中国新闻的渴求永无止境。这并非源于普通民众对中国事务的浓厚兴趣，而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已深度嵌入并紧密联结世界各国经济体系，以及中国自身实力与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如今，各国政府、各类企业及民间社会组织，都迫切需要获取关于中国国内动态以及中国行为体在外国社会活动情况的精准信息。

　　二是研究队伍更迭带来的研究兴趣转移使然。新时代以来，海外长期深耕中国共产党研究的不少专家相继离世，如美国的迈斯纳、施拉姆、马若德、傅高义、基辛格、特里尔、傅士卓，日本的竹内实，俄罗斯的季塔连科等。他们大多是学术上有影响且长期研究中国发展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学术素养和科学的研究态度。中国学者吴心伯表示，“在美国，傅高义代表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他认为，傅高义以“尊重、理解、交流”的方式研究中国，而美国中生代和青年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可能再回归这种风格了。新一代的“中国通”，如艾立信、麦艾文、拉特纳、杜如松等崭露头角且较有影响力，他们更关注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具有政策导向性，其意见也非常工具化，更多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

　　三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便利性使然。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文献资源日益丰富，海外研究者可以很容易地获取很多以前不易得到的数据文献资料。比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校以及相关科研单位网站提供了海量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文献资料。柯文感慨道，互联网使学者能够进行关键词搜索；无需离开办公室或家，就能查阅数字化的档案、报纸和期刊；通过网络连接全球数以千计的网站；探究使研究过程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庞大数据库；还能通过电脑与世界各地的同行进行即时的邮件通信和文件交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海外相关研究聚焦当代中国发展。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新时代以来，从区域国别角度看，除了传统关注中国问题的美、日、俄等国学者外，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越南、缅甸、印度等国的学者，非洲地区国家和拉美地区国家的政要、学者也纷纷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行列中。研究者重点聚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实践成就、实践经验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划等，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著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美国学者洪源远的《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2016）、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百年中国共产党》（2021）、法国学者魏柳南的《伟大的变革 中国追梦新时代》（2021）、南非学者谭哲理的《南非人眼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22）、俄罗斯学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的《中国新时代：源起、进程与成就》（2024）、西班牙学者胡里奥·里奥斯的《中国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24）、意大利学者弗斯科·贾尼尼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成就与挑战》（2024）、阿根廷学者阿尼瓦尔·卡洛斯·索特雷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经验及其世界意义》（2024）等。这些著作围绕新时代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丰富了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从研究内容看，海外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具体内容、时代价值、世界意义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以此来探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密码。同时，他们还关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如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研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党建、军事、外交等进行深入研究。

　　总的来看，多数学者在研究中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提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和观点，但也有部分研究者受学科背景、政治意识形态偏见和对中国了解不够全面等因素影响，在研究中出现观点偏颇等问题。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及时回应并予以批驳。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中国学术界应努力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与此同时，应及时追踪评析海外对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消除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评价中国，助力塑造好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