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确立为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刻彰显了党中央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与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高瞻远瞩。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历史交汇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渗透力和变革性。我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不仅系统重塑着传统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控模式与应对效能，更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迎来新机遇。回顾人类与重大传染病斗争的历史，从早期依靠隔离检疫到现代流行病学调查方法的建立，每一次治理效能的跃升都离不开技术手段的革新，而当前方兴未艾的数字革命，则推动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站在了迈向智能化、精准化、一体化的历史新起点上。

　　聚焦变革之维，数字时代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充满机遇。在疫情监测预警方面，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智能监测平台能够实现对传染病异常信号的早期捕捉和快速分析，显著压缩问题发现到预警干预的时间窗口，利用搜索引擎数据、社交媒体信息、交通枢纽流量等进行实时动态分析的工具推广也为前瞻性决策提供了更强数据支撑。在病原溯源与传播链分析方面，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则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能力，可快速解析病原体基因组特征，同步结合大数据追踪技术则能精准还原传播路径，这为采取精准干预措施奠定科学基础。在医疗资源调度与远程诊疗方面，基于物联网的医疗物资库存、重症床位、医护人员分布的动态感知，并通过算法模型的优化配置能够突破医疗服务的地理限制，为偏远地区或隔离人群提供更为及时的专业支持。而在疫苗药物研发领域，人工智能辅助的靶点筛选、分子模拟则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疫苗供应链管理也增强了流通环节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

　　大量深刻变革表明，拥抱数字技术、推动其与公共卫生治理深度融合，是顺应时代潮流、提升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发展主动权、在国际治理体系中赢得优势的战略支点。

　　清醒认识现实挑战。首先，首要的、基础性的挑战在于关键数字技术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仍显不足，这构成了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稳定的潜在风险点。因此，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安全可靠、开放包容的全球数字技术生态，确保关键公共卫生数据在采集、传输、存储与计算全流程中的主权与安全，已成为关乎国家总体安全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可持续性的底线要求。

　　其次，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严重缺失与极端碎片化，构成了阻碍数据要素跨国界流动、价值释放的制度性障碍。当前，国际社会尚未就跨境数据流动的权责界定、数字主权的基本范畴、个人隐私保护的统一标准以及人工智能算法的伦理框架等核心议题达成普遍共识，各国基于自身利益与价值理念出台的监管政策往往彼此冲突，形成了无形的“数据壁垒”。规则“真空”与“丛林”状态在新冠疫情应对中已充分暴露其弊端，并导致全球疫情数据难以高效汇聚与协同分析，严重迟滞了科学研判与协同防控的响应速度与效能。

　　再次，日益加剧的全球数字鸿沟正将技术层面的差距转化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实质性不平等，侵蚀着全球卫生合作的公平性与有效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乃至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在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与支付能力，以及相关领域专业人才的储备密度上存在巨大落差，进而使得低收入国家在疫情早期预警、精准防控干预以及疫苗研发分配等环节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放大了健康危机对其社会经济冲击的同时，也削弱了全球联防联控体系的整体韧性。

　　最后，数据隐私保护与安全伦理治理框架的滞后，也引发了公众信任侵蚀与技术异化的深刻担忧。大规模健康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广泛应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个人敏感信息泄露、数据商业化滥用、算法模型偏见乃至自动化决策歧视等多重风险。若不能通过健全的法律法规、严格的行业标准与普适的伦理准则构筑起坚实的治理护栏，不仅可能动摇社会公众对数字化公共卫生措施的信任基础，还可能因技术理性的过度扩张而挤压公共讨论与人文关怀的空间。

　　系统构建新多边合作框架。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深度融合，将发展机遇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并将现实挑战有效转化为合作动力，就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与全球视野，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协同，着力破除制约数据要素流通与价值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力争构建更具韧性、活力与包容性的创新生态系统，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提供坚实的体系保障。

　　一是强化该领域的科技自立自强。这是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深度参与并积极引领全球治理的基础与前提。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系统整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锚定生物信息安全、大规模健康数据分析、智能预测预警模型等关键数字技术的核心瓶颈，前瞻性部署并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以此筑牢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技术基座。

　　二是推动构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数字卫生治理新秩序。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跨国界健康威胁的必然选择。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主渠道框架下，我们应继续坚定地倡导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跨境数据流动的“安全流通走廊”建设、国际数字健康证书的互信互认、全球联合科研数据平台的共建共享，以及关键医疗物资数字供应链的韧性提升等核心实践议题，通过持续对话凝聚最大共识，并主动通过技术转移、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援建等务实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跨越“能力鸿沟”，不让任何国家在数字时代掉队。

　　三是形成完善的国内法规政策体系与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这是提升赋能效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要加快完善覆盖公共卫生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科学的数据分类分级标准、严格的个人隐私保护细则、严谨的安全审查制度以及明晰的科技伦理审查规范。同时，还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探索建立适应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特点的“监管沙盒”和特定风险场景下的试点应用机制，在可控环境中鼓励新技术、新模式的先行先试与迭代优化，并畅通“产学研用”各环节，形成以实际公共卫生需求牵引技术研发、以真实场景应用促进技术成熟的良性循环。

　　综合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全球治理倡议，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战略意图，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既立足当前、破解应用难题，又着眼长远、布局规则体系，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协同合作，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为开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医科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