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独特且复杂的航海知识体系。传统航海知识是指人们在长期航海实践中不断积累的经验与规律性认识，涵盖潮汐、风信、洋流、岛礁、港口、航线、水程、信仰、山形水势等知识，与西方基于自然科学发展形成的近代航海知识体系不同。

　　中国海洋文明的定位与演进是海洋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海洋文明”这一概念最早源于西方学者对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活动的总结与思考。受西方中心论影响，传统叙事往往将海洋文明与西方紧密相连，将陆地文明视为东方的象征，从而使中国海洋文明的光芒常常被掩盖。然而，学术界并未忽视对这一领域的探索，杨国桢、黄纯艳等学者以历史分期的方式梳理中国海洋文明的演进过程。在既有中国海洋史研究中，学者普遍认为明清中国航海事业趋于停滞，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海洋文明进入曲折下降的阶段。

　　郑和下西洋是否是中国海洋文明的分水岭？从官方海洋活动的立场来看，这一说法并非全无根据。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中止，官方向海洋开放的进程被迫中断，“禁海”“迁海”“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等政策扼杀了宋元以来繁盛的海洋贸易传统。中国的远洋航行范围逐渐收缩。但倘若将视角转向地方社会，则可发现民间航海活动贯穿中国历史的全过程，地方性航海知识得到较为完整地保留与传承。这一知识体系源自宋元以来民间航海者的经验性认知，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发展。因此，从航海知识的角度看历史，可以揭示中国海洋文明的连续性特征。

　　册封活动的航海知识。明清朝贡体制的建立，中国与琉球、日本、朝鲜、安南等国的政治往来与贸易交流，主要循海路展开。朝廷对域外国家的册封、使节渡海，都需掌握一定的航海知识。嘉靖年间，郑舜功出使九州前，曾在广州搜集《针谱》《渡海方程》《海道经书》《四海指南》等航海图书。康熙年间，徐葆光赴琉球册封，亦先访前任使臣汪楫，搜求《洋舶针簿》。频繁的册封与出使活动，生成并保存了大量航线书写。万历年间成书的《四夷广记》中保存了明朝出使越南、占城、琉球、日本、高丽、真腊的针路，举凡永乐元年（1403）御史尹绶至真腊路程，永乐七年郑和由福建至占城水程，正统六年（1441）吴惠由广东至占城水程，皆在其中。这些“针路”与“水程”的记载，不仅见证了册封外交的具体实践，也为航海知识的保存与传播提供了重要载体。

　　海疆防御的航海知识。16世纪中叶以来，倭患问题严峻，东南海洋局势日趋紧张。沿海将领及士大夫群体因应时势，绘制舆图，著书立说，催生了大量海洋军事文献。明中后期编纂大型兵书，辑录水师阵法、针路、海图等内容，成为航海知识整合的重要载体。《武备志》《南枢志》收录《郑和航海图》，即为海防文献吸纳航海知识的力证。有清一代为防御海盗、遏制走私，水师官兵频繁巡洋会哨、海上作战，必须熟稔潮汐、风信、海道等航海知识。江南苏松镇总兵陈奎强调，“舟师果克晓畅水务，汛境之内，或行或泊，东西南朔，攸往咸宜，台飓雷霆，有恃无恐乎？”广东提督李增阶亦指出：“凡水师须谙水务明战法”，“舵工不识水性，不明战法，必不敢向前”。江南提督林君升所著《舟师绳墨》是训练水师的航海文本，命军中士卒“各抄一本，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听识字者解说诵读。到行船时，字字依着而行，便觉亲切有味”。水师官军巡洋海上、剿捕海盗，熟悉海岛形势、海洋情形，成为航海知识的生成者与传播者。

　　海洋治理的航海知识。海洋兼具经济贸易与军事防御的双重属性，使地方官员深知海利与海患并存，既要利用海洋，又须防范海乱。明清时期，涉海官员与地方精英有意识地收集地方海洋信息，推动航海知识在治理实践中的积累与传播。一方面，沿海地方志中的《舆地志》《海防志》系统记录了风信、潮汐、针路、海道知识，成为东南地区方志有别于内陆的显著特色。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积极支持航海通商指南的修撰。张燮《东西洋考》的撰修受海澄县令陶镕及漳州府督饷别驾王起宗委托，并得到周起元、戴燿等官员的鼎力支持。张燮广泛参酌沿海舟师的航海经验，指出“舶人旧有航海针经，皆俚俗未易辨说，余为稍译而文之”。书中辑录东西洋针路、内港水程、占验、潮汐等知识，既是对民间经验的整合，也是对官方经略海疆的回应。又如，福建巡抚徐宗干所撰《测海录》，汇辑防洋筹海诸书、志乘笔记与地方传闻，加以条分缕析，旨在为海上行旅提供便览之书，展现航海知识逐步文本化的过程。

　　民间贸易的航海知识。明清民间海上贸易活跃，滨海人群是海洋活动的先驱，持续向海外流动，积累了深厚且连贯的航海传统。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他们与海外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海外移民、文化交流等活动。海洋空间的拓展有赖于航海先辈代代相传的经验、知识与技术，这些智慧结晶被保存于“针路簿”中。

　　清末民初的“针路簿”多为从事海洋贸易与运输的船行、商行或“郊”的实践文本。如清代泉州石狮蚶江“林谦记”船行所藏《蚶江林氏谦记航海针路簿》，钤有“石码谦记”“谦受栈”“顺美”“谦顺”等印章，具有浓厚的贸易色彩，其船只往来于蚶江至鹿港之间，主营糖、大米、茶、杉木等货物运输。石狮郭氏所藏《石湖郭氏针路簿》，保存丰富的航路。据郭氏族谱记载，早在16世纪中叶，族人郭宗岳便“帆海而商”，组织乡民造船，从事海上贸易的船只由十余艘渐增至百余艘。郭氏后设“郭顺兴”商行，其航线北抵山东、天津，南达广州、海南，东至台湾地区。直至民国年间，“针路簿”依旧在沿海商行中被广泛使用。石湖历史博物馆收录20世纪初“金协丰”船的《航海指南》，展示了这一知识传统在近代的延续与实践。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航海知识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在册封活动、海疆防御、海洋治理与民间贸易等多重实践中不断被记录、传承与应用。这种延续性不仅支撑了中国在近代以前的对外交流与海洋实践，也表明中国的海洋文明并非如传统叙事所言陷入“断裂”，而是在长期的知识生产与代际传承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连续性。

　　（作者系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