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综合外媒报道 近日一项发表于《研究政策》期刊的研究显示，美国在20世纪崛起为全球科技超级大国的核心驱动力并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一场深刻的组织变革——工业研究实验室（the industrial research lab）的兴起。由奥地利维也纳复杂性科学中心（CSH）和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组成的研究团队通过大规模数据分析，揭示了这一源自欧洲的模式如何在美国扎根，并系统性地重塑了创新的社会结构。

　　在科技史的常规叙事中，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创新的领导者，常被归功于一系列标志性的发明创造。然而，维也纳复杂性科学中心研究员弗兰克·内夫克（Frank Neffke）等人参与的新研究却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创新组织方式的根本性转型。

　　研究团队通过将1856—2000年涵盖160万项专利、涉及数百万发明家的数十万页历史文件数字化，勾勒出一幅美国创新体系演变的宏观图景。研究发现，美国的创新活动并非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而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变化。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创新活动还处于一种“手艺式”（craft）的发展阶段。例如，以爱迪生、特斯拉为代表的发明家兼企业家，凭借个人才智和反复试错推动技术进步。这种模式虽然成果斐然，但其效率受限于个人经验和零散的协作，发展存在明显瓶颈。

　　转折点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源于欧洲的工业研究实验室理念迅速在美国传播。企业开始系统性地聘用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组建团队进行协同攻关。内夫克表示，这不仅是工作地点的变更，更催生了经济学家所谓的“新组合”的爆发式增长，即通过对现有技术进行前所未有的创新性组合，大幅提升创新效率。数据显示，到1945年，仅占美国人口0.7%的工程师的专利申请量却占据了总量的25%。发明创造从此职业化，实验室成为创新的核心场所。

　　该研究进一步量化了工业研究实验室带来的深远影响。首先，它极大地强化了团队合作。与实验室外的发明者相比，实验室内部的团队展现出更强的协作惯性，更倾向于跨越地域限制进行合作，并更成功地创造出新颖的技术组合。

　　其次，创新活动日益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发明家的知识来源从主要依赖实践经验，转向系统运用化学、物理等科学知识。这一转变标志着创新体系的基础从“手艺式”转向了“科学与工程”。

　　最后，它重塑了创新的地理格局。19世纪末，发明活动曾从美国大城市向小城镇扩散。但随着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崛起，创新活动再次高度集聚，催生了少数几个大都市区。在鼎盛时期，工业研究实验室扮演着20世纪初“硅谷”的角色，成为技术进步的引擎。

　　研究显示，创新体系在加速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构成。研究发现，与基于手艺式的旧体系相比，在这个新兴的、以科学为基础的体系中，女性和外籍发明家的代表性显著降低，形成了持续数十年的参与壁垒。这表明，创新组织方式的变革会带来深远且持久的社会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研究实验室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后有所下降。但内夫克观察到，如今这一模式正在复兴，他说：“在谷歌、Meta、亚马逊等科技企业的推动下，我们看到了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回归。就像当年的贝尔实验室孕育了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推动了学术前沿领域发展，目前人工智能领域许多最重要的突破正来自这些工业研究实验室。”

　　研究团队认为，这一历史分析对当下具有重要启示。人们通常将技术史视为一系列突破性发明的集合，但社会创新，即组织人们进行创造的方式可能同等重要。如今，在线协作平台等新型组织正在进一步改变工作与创新的模式。理解这些动态变化至关重要，它们不仅关乎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轨迹和整个社会的包容性。

　　该研究表明，发明创造不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集体智慧源于如何通过新的组织形式有效连接分散的专业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赵琪/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