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价值的发掘，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相较于陆地交通，水上通行更为便利。海洋不仅提供了流动性的移动通道，也构成更为立体的世界。浩渺深邃的一体水天、鱼跃鸥翔的丰富海产、星罗棋布的岛屿洞天、舟楫出没的远洋交通，突破了陆地的固有框架，对内陆知识体系和社会管理方式形成颠覆性挑战。中国古代海洋知识视野，亦呈现循序渐进的扩展过程。秦汉魏晋时期的航海实践使中国海域地理学知识日渐丰富，古人不仅掌握了东至扶桑（日本）、东鳀（琉球）的航线，而且积累了从广东出发，前往越南、缅甸、印度和锡兰的航海知识，间接与罗马帝国建立商业和外交关系。从秦始皇立石东海以为秦东门的海疆开拓举措，到唐代分封四海龙王、开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加强对南海的管理，以及儒家文化对东亚秩序的塑造，在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海疆视野体系。

　　以齐学为底蕴的“大瀛海”视界

　　就历史发展动力而言，关键时间节点上的观念知识体系更新，往往具有神奇的推动力。秦汉勃兴一时的海上神仙思想，就是这样一种融入强秦内陆文化的海洋知识体系。秦统一六国不仅是政治集权和疆土化零为整，更是将经过数百年分裂发展的区域文化纳入统一视野。此时，以燕、齐为源头的海洋文化体系，激发了秦王朝统治者对海洋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开拓的勃勃雄心。

　　燕齐之士争言神仙，不但诱使秦始皇派出卢生、徐市等使者入海求取不死之药，而且海洋神仙思想唤醒了蛰伏在“四海天下”语境中的海洋向往，秦王朝的视野从滨海地域和海岛，投射到远洋之地，开启了海疆新时代。彼时海洋疆域知识来源，一是齐人长期积累的海洋实践知识体系；二是以邹衍学说为代表的广阔的宇宙认知。人类正是在这些实践与理论的积累中一步步走向自由之境。

　　齐国是一个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的富饶之地，统治者虽能“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但海洋经济很难像大陆耕地一样封闭管理，因此形成“权移于臣，政坠于家”的局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海岱之地其民风俗是“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自由是海洋经济的鲜明文化特质，也是统一王朝在海疆治理中面临的新问题。

　　正是在此背景下，邹衍看到的是一个突破海洋的广阔世界。邹衍理论中的海外世界，是以《禹贡》“九州”为想象起点的圈层结构，“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所构筑的直达天地之际的“大瀛海”世界，是超越传统儒生“畦亩之虑，闾巷之固”小眼界的大道。从而激起秦王朝“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的政治宏图。

　　秦始皇东游海上，循秦国传统之礼，东祠名山大川，将海洋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不但望南海而发愿要“常治无极，舆舟不倾”，而且有“梦与海神大战”的勃勃雄心。可见，燕齐神仙思想及其背后的海洋知识体系带给秦王朝的显然不仅仅是喧闹的求仙，更开启了拓展海疆的向往。因此，始皇三十五年（前212）有“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的海疆治理举措，而卢生、徐市等使者入海求药的海上活动，则加速了地理意义上的东亚进一步迈向文化一体的东亚。

　　从昆仑之墟到向海而王的

　　“疆域”意识

　　西汉之世，当汉武帝怀着“天马梦”，历经同匈奴的多次战争，将传说中的西域“天马”圈养到宫廷苑囿之后，自先秦以来就处于传说中的“昆仑之墟”以西的广阔地域，自此从神话成为汉王朝的疆域。此时，汉武帝的目光又转向海洋，虽然我们在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等奇异的海洋叙述中，看到的仅仅是汉武帝求仙的迫切，但在求仙的迷雾下，向海而王的“疆域”意识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海洋不断被纳入汉王朝的政治知识体系，并以多种形式参与王朝治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海洋知识与天文观测层面，汉代《海中星占验》等天文占卜书籍，以“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的功用，被收入汉代皇家藏书目录。海洋作为天象地理的观测点受到重视，汉魏历算家张子信隐于海岛三十多年，专以浑仪测候日月五星差变之数，海洋的自然节律被逐步整合到王朝区域规律的知识体系之中。二是在政治象征与治理层面上，在汉王朝的符瑞系统中，“海出大鱼”“珠还合浦”等海洋现象，已经成为评判王朝政治清明的重要符号。

　　正如内陆边疆在与匈奴的对决中，曾出现中行说那样的华夏精英与民众“逃入胡”的现象，成为困扰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重要问题。随着海疆格局的形成，沿海地区的精英与民众“逃入海”，亦成为逃避王朝统治的重要方式。汉初“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赵陀阻南海自立”，是海洋作为地理屏障对大陆王朝统治形成的挑战。而“吴王濞煮海水为盐”则是海洋经济对汉王朝统治秩序的最大挑战。

　　齐国在海滨，得利于鱼盐，故而通货积财，有仓廪实而知礼节的社会风尚，才会产生《管子》这样致力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典。汉武帝认识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层面，海洋都成为汉王朝国家治理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疆域考量。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呈现出陆海交织的特征，突破内陆视角，将海洋纳入大一统治理版图。

　　“外薄四海”视域中的

　　大唐海疆观

　　唐朝在巩固内陆与西北、征服突厥和辽东地区后，经略重心转移到东南沿海，通过在国家祭祀中分封四海龙王，将海疆纳入统治视野。唐王朝在黄海、渤海海道上与东亚诸政权交往密切，传播儒家文化、构建中华政治秩序，成为这一时期海洋时代的重要特点，也是古代东亚世界的独特底色。

　　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孝德天皇推行“大化革新”，掀起学习唐朝文化的热潮。上元三年（676），新罗统一朝鲜半岛，重视海外贸易与学习大唐。鉴真东渡，日本僧人、遣唐使入华求学，以及书籍、唐物源源东传，正是汉唐文明形塑东亚秩序的重要推手。

　　天宝年间，唐玄宗向臣下问询诸蕃国道里远近等情况，鸿胪卿王忠嗣呈上的旧本《西域图》记载的不过是十多个边疆区域小国。到唐代大历年间，地理学家贾耽绘《海内华夷图》则“外薄四海，内别九州”，已有“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的海洋视野，形成了包括海路、陆路在内的七条“四夷之路”，尤其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广州通海夷道这两条海道，都有着清晰具体的航行地标，成为唐朝整合与融汇亚洲世界的重要海上臂掖，主导和确立了东亚区域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

　　综上，汉唐中国的海洋视界推动了东亚世界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秦王朝的神仙式海洋世界向现实型海洋世界的转型，立石东海，以为国家之东门；二是汉王朝国家疆域治理从西北与草原陆地扩展到东部海洋，将海洋纳入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三是唐王朝形成了清晰的海洋航路体系，设置专职官职管理跨海交流与贸易，促进物资流通与文化传播。由此，汉唐中国确立了儒家文明在东亚世界的核心地位，其构建东亚古代政治格局的一系列举措，是汉唐逐步清晰而务实的海疆意识与文明影响力不断推进的重要体现。

　　（作者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