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与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在各个领域均有深层对话空间。中希学术交流不断深化，为学者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更多机会。围绕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及面临的挑战、全球学术格局变化、中希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意义等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秘书长、雅典大学教授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Stelios Virvidakis）。

　　经验的共通性使跨文化理解成为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跨文明哲学交流中，不同文化间存在概念体系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在此背景下，应如何实现对他者文化的理解？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我长期关注比较哲学。在我看来，比较哲学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问题意识，它促使我们持续追问：不同文明如何以各自方式回应人类的共同关切。

　　不同文化能否理解彼此？能否作比较？对于此类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立场，一种强调“不可通约性”，认为不同文化间没有可比性，因而难以真正相互理解；另一种则强调“可通约性”，认为可以将某一种文化中的词汇和概念轻易转换为在另一种文化中能够被理解的词汇和概念。我的看法介于两者之间：跨文化理解是可能的，但始终受到限制。

　　在理解他者文化时，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以自身认知框架为出发点，且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感受到文化间的差异与张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理解无法实现。关键在于，通过诠释与转化，使他者文化中的概念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意义。为了做好比较研究，要深入把握他者的思想结构、概念体系与心理模式。

　　中西哲学间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哲学发展出一套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思想更侧重现实生活与伦理关系。例如，儒家强调角色网络与礼制结构。这种差异表明，我们既不能简单类比不同传统，也不能将不同传统完全割裂，而应在差异中探索理解路径。

　　此外，语言能力也十分重要。在我看来，翻译并非中性工具，而是涉及深层概念重构。例如，中国哲学中的“道”与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常被加以类比，当然我们必须对这种类比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

　　此外，理解难题既存在于不同文明之间，也体现在时间维度上。换言之，我们同样需要思考：现代人是否能够真正理解自己文明的古代思想？例如，现代希腊人是否能理解古希腊人的思想？当我们以现代语言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时，我们能否真正理解其含义？我们选择的措辞或概念是否能够准确传达原意？我相信当代中国人在阅读古代典籍时也会面临类似的困难。当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改变时，我们对古代思想概念的理解本身就面临挑战。这提示我们，要理解这些概念，需要结合历史语境，对古代社会结构与生活进行尽可能细致的重建。

　　与此同时，跨文化理解之所以可能，也在于人类经验具有某种共通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共享经验、展开交往，从而逐步建立起理解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差异与共通并存的张力中，比较哲学获得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全球学术格局日渐开放多元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学术体系长期存在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在您看来，这种格局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受语言、出版与传播条件限制，学术世界确实存在明显的中心与边缘之分。例如，以法国、德国及英美为代表的哲学体系长期处于中心位置。希腊虽然在西方古典哲学史上具有源头性意义，但在当代哲学研究体系中却一度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希腊的哲学研究和当代哲学家鲜为人知。这既与希腊语的传播限制有关，也与学术出版体系的结构性因素有关。

　　不过，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变。一些居住在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希腊学者以法语或英语完成文章，开始进入国际学术视野，在国际学术界逐渐获得影响力。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学术传播的门槛，使身处不同地区的学者能够更加便捷地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与此同时，希腊学术界对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学者积极参与国际性科研项目、融入国际学术网络，在国际学术会议与学术组织中的能见度不断上升，逐步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边缘”限制，日渐靠近“中心”。

　　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文化和思想都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随着全球交流的深化，来自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等的思想资源获得更多关注，为当代全球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发，西方学术界对东方思想宝库的重视程度正在提升。

　　“中心”与“边缘”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区分，更涉及学术传统与制度结构。事实上，西方哲学界已经开始反思既有思想框架。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人们能够了解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种变化还体现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近年来，西方高校中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不断增加，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对话愈加频繁，活跃于全球学术网络之中，发出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声音。

　　总体而言，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全球学术网络的调整，“中心”与“边缘”的界限正逐渐趋于松动和流动，原有的学术格局正在被重塑，呈现出更加开放多元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一进程仍有待进一步推进。

　　以实践拓展文明互鉴的现实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与中国学术界开展交流合作，能否谈谈您最初与中国学术界接触的经历？跨文化交流给您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何种影响？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我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始于2010年。当时，我受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到访中国。除了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我还游览了长城、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文化地标，亲身感受到中国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传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那次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如何塑造民族身份认同等议题展开讨论，这些讨论逐渐促使我形成了比较研究的学术视角。更为重要的是，那次访问开启了我与中国学者之间的持续学术对话。此后，我多次受邀前往武汉、重庆等地讲学。中国学术界同仁和学生对希腊传统乃至更广泛的欧洲思想的浓厚兴趣，令我印象尤深。这种跨文化互动不仅是知识传播的过程，更是一种双向激发、彼此启迪的思想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希腊成立已满一年。您如何评价这一重要学术交流平台过去一年多来的成果和经验？有关探索对深化中希文明交流互鉴与学术合作有何启示？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我曾受邀参加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一些学术活动。例如，我参加了《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的首发仪式，这一契机使我得以了解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我认真阅读了这部作品，认为这样的研究成果具有被译介为希腊语的价值。

　　此外，我还参加了“中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会议围绕文学比较、神话与诗歌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具有很强的学术启发性，相关专题讨论令我受益匪浅。据我了解，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正在推进考古领域的研究与合作。鉴于希腊拥有丰富的考古遗址资源，这一方向无疑蕴含着广阔的发展潜力。

　　就我所接触的领域来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文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已搭建起多层次的交流平台，阶段性成果可圈可点。更为重要的是，该院在成立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如此多的成果，这显示出中希学术交流合作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与广阔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希文明对话未来的重点应放在何处？除学术交流外，应如何在大众文化、教育及日常生活层面推动更深入的理解与融合？

　　斯泰利奥斯·维尔维达基斯：近年来，我注意到中国多所高校已开设古希腊语、希腊历史及考古相关课程。从长远来看，中国研究在希腊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例如，对于希腊的高校来说，除现有的语言教学外，未来还可逐步建立更加系统的中国研究课程体系，引入中国历史、文学与哲学等领域的教学内容。我目前正在参与编写面向中小学阶段的哲学教材。我特意选取并整理了一些有关中国哲学的简明文本，希望希腊学生能够接触这一相对遥远却富有启发性的思想传统。

　　在官方与学术层面的交流之外，我也想强调大众文化与民间层面互动的重要性。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赴希腊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不断增加，他们对希腊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我们需要创造条件，使文化交流从“观光式接触”转向“具有教育意义的体验”，使人们在旅行和日常交往中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同时，应在个体层面建立真实持久的友谊纽带，使对话从抽象理念走向具体实践。

　　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理解和共鸣，这不仅有助于中希双边关系的发展，而且能够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文明相处范式——一种以创造性、建设性方式实现和平共处的路径。在充满不确定性与冲突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点尤显珍贵。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希之间在某些发展理念与生活方式层面具有开展比较与融合的可能性。值得强调的是，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哲学都既是抽象思辨，也是一种关乎生活方式的实践智慧，旨在引导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