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议题展开系统性、深层次的学术探索，取得丰硕成果。
理论范式探索与实践前沿创新
202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置身于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语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推动学科研究从“工具适配”迈向“系统重构”，人机关系、舆论生态、媒体转型等核心议题迎来突破性探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构建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支点。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新闻传播学界继续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为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诸多探索。与此同时，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主知识体系、新闻史、互联网影响下的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等，都是本年度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基础性、原创性研究。
二是智能传播研究，凸显人机共生范式下的认知革命。智能传播研究突破工具论局限，围绕人工智能主体性、人机情感互动与舆论生态变革等命题形成学术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将人机共生、人机互动作为重要学术理念。就智能时代的逻辑，钟祥铭、顾烨烨、方兴东等从TCP/IP协议的开放协同转型切入，为理解AI时代技术发展逻辑提供参照。鉴于大语言模型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任吴炯、张洪忠提出“机器社会资本”概念，认为大模型应用的本质是对人类社会资本的高效中转。黄阳坤、朱泓宇、陈昌凤则分析大语言模型的全球接入情况，发现全球南方城市节点在接入上普遍处于劣势。此外，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新闻创新”也受到学界关注。
三是媒体融合研究，探索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路径。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下，媒体转型研究告别碎片化探讨，转向系统性变革的深度剖析。面对边界模糊、体制机制障碍等困境，越来越多人意识到，AI已升级为重构媒体生态的核心力量，媒体融合需要全链条的颠覆性革新。周葆华认为，媒体“系统性变革”首先要在新传播生态中找准“方位感”与“生态位”；张志安等提出，要把组织变革轻量化、生产传播实效化、平台建设连接化、技术应用场景化与商业模式垂直化作为共性方向。在系统性变革思路上，朱鸿军等认为，主流媒体破解AI时代系统性困境，不能仅依赖资金、技术、人才等“术”的层面，更需从信心、理论等“道”的根源维度寻求突破；就技术与价值议题，张红军建议，构建算法优化的价值校准机制，创新数据资源战略开发模式，建立人机协作权限平衡系统。对系统性变革的着力点，周勇提出“系统性变革”需立足我国传媒业所处的社会场域整体；郑雯等进一步提出，主流媒体需围绕人民群众根本需求与长远发展，动态适应受众与社会需求变化。
四是传播实践研究，本土理论建构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新闻传播学研究凸显自主性，中国特色传播理论构建与国际传播效能优化形成双向互构。在本土理论方面，研究立足中国传播实践，摆脱西方理论依附，聚焦华夏传播、乡村传播等具有中国语境特征的议题，形成兼具本土性与普遍性的学术话语。同时，针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青少年网络保护等研究持续深化，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精准的实证支撑。国际传播领域，研究聚焦“技术赋能”与“效能升级”两大关键词，提出“入口与数据是核心竞争力”的论断，强调智能入口的真人化、集成化变革对国际传播的重构作用。在评价体系上，学术界尝试提出覆盖多模态数据建设、跨文化适配等核心维度的国际传播效果评估工具。
五是伦理治理研究，规避人工智能潜在风险。学界聚焦AI生成内容的认知风险、数据隐私与算法伦理三大焦点。田浩认为，失控与失智会催生使用者以焦虑为代表的负面情绪，并引发多元化的应对行动。在内容治理方面，生成式AI带来的虚假信息、版权争端等问题日益凸显，学术界呼吁建立科学的多元治理体系，强化媒体在内容审核中的社会责任。针对算法存在的问题，陈潭等围绕“社会—技术系统”框架，提出结合治理目标、治理原则、治理主体、治理政策、治理方法和治理保障六个要素开展算法治理。同时，平台责任研究也受到重视，学者通过分析字节跳动、美团等企业实践，探讨平台参与社会治理的动机与有效路径。
总体来看，202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核心线索，探讨新闻传播学理论范式、实践路径与治理体系的革新。
基础理论研究：夯实概念基石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新闻理论和新闻史历来是整个学科存在的根基。受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影响，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者转向互联网、新媒体、人工智能等研究，基础理论人才队伍未能及时补齐，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学术界近年来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弊端，从刊物、会议、项目、人才等各方面予以扶持。从新闻理论、新闻史、本土传播理论等方面来看，成果较为丰硕。
新闻理论方面，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概念、测量等角度作出研究。邓绍根等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历了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发展过程，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针对测量工具缺失的问题，徐剑等开发了标准化量表，尝试对个体层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知的精准捕捉。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及数字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持续得到关注。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领域，概念和理论体系是重点议题。杨保军等提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标识性概念需兼顾当代性与历史性，揭示了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石。刘冉冉、王润泽提出，中国新闻学是在“名正”合法性构建与民本思想指导下，继承古代采风、邸报传统，以治平之学为引导确立了学科身份，凸显了本土特质。许静、雷跃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学已初步形成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该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互联网的发展对新闻学及新闻理论产生诸多影响。张涛甫认为，传统理论难以适配纵深数字化与深度媒介化进程，中国新闻传播学需立足本土经验归纳原创性概念。就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新闻学，常江认为，本土数字新闻学理论显现出思辨色彩和知识体系重组的理论自觉，并形成富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前提与问题域。梁轩、吴飞则基于多元行动者的新闻认知互动提出“认知混合”概念。
新闻史方面，抗战时期的宣传、动员研究成果显著。其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2025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围绕基层宣传动员，向芬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党内交通”“组织血脉”“宣传系统”，有助于清晰把握新闻干部调配、“邮交发”结构、电务沟通及通讯网建立等机制。杨帆提出，中国共产党细密的基层组织网络为会议传播提供支撑，深入基层的“会”化解了文字媒介在乡村民众中的传播失能问题。此外，就抗战过程中的对外传播，赵新利认为日本反战群体的对日宣传，既是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史的重要部分，也是通过“外嘴”开展对外宣传的尝试。张辉甜、龙伟则以皖南事变国际舆论场为对象，考察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实践。其二，党报依然是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卞冬磊、陆佳怡等从不同视野对宣传、动员和组织等党报党刊功能作出研究；史灿提出党报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贯彻群众路线的新路径；陈昱坤、张慧瑜认为游击办报的采编形式、物料生产与发行网络构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根据地流动与稳定的矛盾，这种实践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特质。其三，新闻史研究方法研究。黄旦等指出报刊史研究中“时期划分脱离具体报刊实践”的误区，认为研究者将“时期”视为纯粹逻辑推演的对象，导致报刊史的“时间”因空洞而失去实际意义。这一反思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批判基础。
探索本土传播理论是基础研究的重要使命。一是基于本土实践的传播现象得到关注。潘祥辉等聚焦先秦译官这一制度化媒介人物，认为其传播活动推动了早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姚君喜采用基准回归、分组回归等实证方法，量化证明晚清城市化进程对报刊业发展的作用，推动古代新闻史研究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延伸。二是华夏传播研究在一批学者推动下，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陈培爱等认为，华夏传播研究是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深刻诠释与积极回应。谢清果等将“中国”作为本土文明传播的代表性观念，认为其在中华文明认同创造、传承与秩序构建中走出了原生路径。三是乡村传播作为本土探索理论继续发展。沙垚等认为，乡村传播研究是传播学对国家重大战略、学科前沿重点和实践重要问题的回应，也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重大战略问题：系统性变革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新闻传播事业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积极回应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就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媒介与社会治理等作出探索。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当前新闻业发展的主要议题，生产关系变革是研究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切入点。赵月枝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探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方向与路径。涂凌波等认为，主流媒体转型的深层问题包括新闻生产资料占有与分配不均衡、产品供需脱节、劳动关系受制于机械化流程与僵化评价机制。宋建武、张喆喆与樊攀、杨保军均认为，媒体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媒体融合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的核心原因。在此背景下，技术与价值关系受到关注。崔保国等提出，传媒业产值跃升与结构优化，关键在于形成与生产力适配的生产关系；周其林、彭兰聚焦主流媒体在数字平台中的连接机制构建，从技术、关系、价值三方面提出变革路径。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就评价体系作出探索。许向东等提出以传播效果为核心导向的评价体系，胡阳、强月新则提出构建科学系统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量表，解决传统评价工具无法适配新传播场域的问题。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重要国家战略。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研究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交叉形成的跨学科领域，核心关注主权国家为角逐权力合法性、协商利益而开展的跨国信息交换，以及影响这些互动的国际结构与因素。殷乐等从“平衡话语叙事网络”概念入手，探讨国际传播话语与叙事体系的建构逻辑；王维佳等则提出当前国际传播需突破传统思维框架，通过优化组织协同、坚持长期投入、科学配置资源，构建更具战略韧性的传播体系。陈强提出，数据、算法、算力深度嵌入国际传播，催生以AI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更新，构成信息空间、拟态环境与舆论操纵的新技术基底；李鲤等则认为，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平台化”需对接平台主导的“全球—区域”博弈逻辑，以空间视域审视全球与区域平行叙事。随着国际传播议题的凸显，周庆安等聚焦国际传播效能评估，认为评估模型应基于中国制度、社会语境与文化逻辑的本土经验，为自主知识体系“本土自足”提供现实通道。秦璇、韦路则从评估对象、机构、指标等六个维度梳理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体系的特征与问题。
在建设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南方、中华文明海外传播力等成为研究热点。肖亚龙等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媒体呈现双向及多向互动模式，中国与共建国家媒体在特定议题上具有显著引导力；宣长春等发现，全球媒体与智库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讨论，数量均增长且变化同步，媒体情感表达相对稳定积极，智库波动更大。姬德强等认为，“全球南方”视角为超越北方中心主义、探讨文明性与南方性互构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想象力。王天歌、姜飞认为，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研究中，概念定位、演进逻辑及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互构关系是核心问题。史安斌等发现话语间性激活文明对话，主体间性提供信任生成的中介机制，情境间性则重构传播的感知结构与时空逻辑。
学术前沿探索：智能传播治理与网络传播新现象
在智能技术赋能下，新闻生产流程、新闻叙事等均发生很大变化。王辰瑶等认为，全球新闻业普遍出现了“大模型焦虑”，其深层原因是“新闻与大模型在呈现现实世界这一任务上，存在根本性的认知冲突”。关于新闻叙事，刘涛认为，人机协作从叙事内容、语言、话语三个维度重构了新闻文本叙事方式。基于此，齐爱军提出了“新闻叙事运动”概念，描述数字时代以“事件”为核心、多元主体文本生产与叙事交互形成的持续性实践。
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促使“人机互动”成为新闻传播学议题。易前良梳理了机器从“交互行动者”进化到“交互主体”的知识脉络，提出了一种“人技（机）共生”的新理论框架。蒋俏蕾等发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会降低个体在创造性工作中的意义感，人与机器的“分别心”加剧了意义感知威胁。不仅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潜藏着价值取向。陈刚等研究揭示了生成式AI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及其在国际传播与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模式。针对人机互动的问题，顾理平等建议引入信任博弈机制、构建差分隐私技术防御与数据隐私自决价值分层，实现人机对话隐私边界管理与协作共识认同。
在人工智能获得广泛应用的同时，智能伦理和智能治理成为重要议题。就智能机器人的伦理问题，黄玉波等发现，低权威机器人更能促进个体改变不道德行为意愿，高权威机器人劝服效果更佳，道德身份感知和判断具有多重中介作用。就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李小波等提出，“算法政治推送”的“非中立”属性会引发政治认同耗散、国家话语领导权受影响、个体舆论认知失调等意识形态风险。针对人工智能引发的问题，学术界提出了治理对策。邹军等对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执行措施作出分析，发现国内外人工智能治理存在着理念上的不同。卢家银等发现，中国展现以人为本、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理念，采用依法治理、分类分级与第三方参与结合的路径。闫文捷等认为事实核查是新闻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实践方案；潘文静等则提供了事实核查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视角。
互联网嵌入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成为学术研究的前沿议题。其一，情感传播与情绪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热点议题。纪莉等认为，数字平台进行怀旧情感及场景的生产与消费，并揭示了情感传播与社会心理的关联。赵云泽等发现愤怒情绪是连续的话语谱系，从个人向大众演变时会发生显著“跃迁”。郭小安等提出风险可见性与情绪传播的“耦合”关系，认为情绪推动风险事件获得高度可见性，激发行动者合作形成“风险治理共同体”。其二，针对数字游民“边工作边旅行”的生活方式，姚建华等认为其通过融入在地化社区缓解孤独焦虑，社区内的媒介化交往围绕生活与兴趣事件展开，具有“事缘型”特点并形成“U盘式”情感联结。其三，智能技术迭代更新速度快，应用中出现了代际问题，智能鸿沟受到关注。陈宇恒聚焦“长辈对数字反哺的不满及其协商实践”，提出“协商式数字反哺”概念。战泓玮等发现积极干预模型中亲子呈现“相向影响”的对偶模式，更易实现双向互动与关系的和谐，而监控和限制模型中父母呈 “单向影响” 的客体模式，可能受子女互联网使用支持的影响。此外，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一些新的网络行为。景义新等认为抖音火花为亲密关系缔造了虚拟数字契约，塑造了新型社交行为与文化；胡诗然、曾姿颖等则对社交媒体卖萌政治宣传的说服效果与作用机制开展实证研究。
伴随着短视频等视听平台的兴起，视听传播研究成为近年的学术热点。随着技术革新与产业变迁，传统广播电视学面临深刻的结构性转型和学科重构的需求。王晓红等认为，电视时代以来形成的经典研究正日益面临“解释危机”，“广播电视学”向“视听传播学”转型很有必要。刘俊等进一步提出，视听学是关于主要依托电子技术或数字技术，以各类屏幕介质为基本实现载体的各类视听元素、感知和形态主导的媒介形式、艺术形式、传播实践、艺术实践、文化现象、社会机制等方面的总体性研究。对视听传播的功能，何天平等提出，视听传播彰显出更为鲜明的社会连接属性，循着社会观念、社会现实、社会情感和国际传播等关键线索增进社会连接；冷凇等揭示了语音直播如何通过私域流量构建、强关系维系及情绪解压功能实现用户黏性与商业化变现。
学科建设发展：学科范式重构探索与学科布局调整
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紧扣技术变革与国家战略需求，以“交叉融合、自主创新、技术赋能、实践指向”为研究导向，在学科点布局、教材体系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学科整体实力与服务社会能力持续提升，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奠定基础。
新闻学努力实现知识创新和学科转型。郑保卫认为，当前处在媒体技术迭代、传播格局重构和社会需求转变等多重张力下的中国新闻学，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与理论前瞻性，主动引领学科转型，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知识体系、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的全面跃升。
新增学位点体现学科发展方向。新闻传播学科点建设则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呈现“精准扩容、交叉升级”的鲜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成功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国际传播学、出版学二级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提高了相关领域高端人才培养力度。同时，地方高校立足区域特色，培养专业化传播人才，形成了全国性布局与区域性特色互补发展的格局。
学术会议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新闻传播学界围绕前沿问题、战略议题召开系列重要学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举办“首届中国新闻学大会”，聚焦新闻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聚焦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外国新闻传播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聚焦全球南方与国际传播；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聚焦“跨界、融合、创新”议题。上海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术年会，聚焦数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学术专著是学科发展的重要表现。国际传播、智能传播、全媒体传播、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等是重要的学术议题。代表性著作，如《面向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拉美视角和经验》（胡正荣、景嘉伊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系统梳理中拉传播合作经验，为区域国别国际传播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智能传播关键概念：技术、生态、模式》（吴小坤、陈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通过系统梳理智能传播领域的核心概念，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智能技术如何改变传播格局；《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研究》（刘德寰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致力于构建媒介融合科学评估指标体系的方案以及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对策与路径。
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质量得到提升。未来，需进一步强化跨学科深度融合，提升理论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反思与展望
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面向基础理论、学术前沿、国家战略急需。从研究内容看，既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强化学科的理论自觉，也通过新闻传播史的方法革新与议题拓展，厘清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脉络；同时，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前沿议题和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际传播等战略议题，形成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有效提升了回应时代变革的能力。但研究仍存在一些短板：一是技术前沿研究要提高人工智能应用策略、治理方案的可操作性；二是跨学科融合要加强与计算机科学、伦理学等学科的深度对话；三是国际传播研究要加强不同区域文化适配性的实证研究。随着数智化转型的持续推进与国际传播格局的进一步发展，新闻传播学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价值引领，深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创新跨学科协同，在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中，提升对复杂传播现象的解释力，为服务国家传播战略、推动全球传播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执笔：叶俊、王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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