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坐落于宁夏贺兰山东麓，作为西夏王朝（1038—1227）皇帝和王公贵族的陵墓遗址群，是中国关中以西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皇家陵园遗存，展现了西夏王朝的历史地位及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地位和重要价值。陵区占地面积近40平方公里，分布着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以及陵区北端的高等级建筑遗址和32处防洪工程遗址，构成了体系完整、功能完备的陵区格局。其中，部分陵台（皇帝墓冢）残高仍达28米，其宏伟程度在中国历代帝陵中极为罕见。陵区出土文物丰富，包括大量建筑构件、工艺品和碑亭遗址发现的近5000块西夏文、汉文残碑，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西夏陵是西夏王朝历史的突出见证

　　作为中国中世纪的一个王朝，西夏的历史文献十分稀缺。在按中国传统修纂前朝历史时，元朝仅编纂了《宋史》《辽史》和《金史》，而对于同时代的西夏史未做编修。尽管在上述三史后各缀以简单的《西夏传》对西夏历史略述梗概，但作为正史的大量资料未能保存，使西夏历史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显得稀疏单薄，往往被称为“神秘的西夏”。

　　近代以来，随着西夏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相关研究在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领域均取得重要突破。不可移动文物方面的研究重点集中于西夏陵的保护、发掘与考察；可移动文物研究则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核心研究对象。对这些珍贵文物和文献的系统性研究，不仅弥补了西夏历史研究的诸多缺项，也为全面重构西夏历史提供了坚实依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宁夏考古专家对西夏陵做过多次考察和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陵区遗址及出土文物揭示了西夏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多方面的特征，西夏陵已成为多角度解读西夏社会的“活化石”，是西夏文明的有力见证。

　　在政治方面，西夏陵以墓葬的形式呈现出西夏最高统治者的序列，表现出西夏皇室在西夏至高无上的地位，反映了封建制度森严的等级和不可逾越的建筑层级伦理。西夏陵出土的大量残碑文中保存了很多西夏的职官名称，有些可以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相互印证，有些则是汉文文献和其他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未记载的，更显示出其独特的史料价值。

　　在经济方面，西夏陵出土的很多文物表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如出土的硕大的鎏金铜牛，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堪称艺术珍品，其在学习中原传统铸造工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升，反映出西夏成熟的铸造工艺。此外，建筑物顶上高大的琉璃鸱吻、具有皇家气派的雕龙石柱、多种高级丝绸类织物，表明西夏的铸造业、陶瓷业、石雕业、纺织业等手工业技术比较成熟。特别是地表的大量建筑遗存和出土的大量殿堂上的装饰鸱吻、摩羯和妙音鸟，以及砖、瓦、瓦当、滴水等，都反映出其技艺来自中原，又足可与中原建筑构件相媲美，直接反映了西夏陵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特点，体现出西夏建筑业的高超水平。

　　在文化方面，碑亭出土的大量西夏文、汉文残碑，证实在西夏最高等级的建筑中也使用两种文字。尽管西夏皇室为党项族，在皇帝的碑亭中仍然要修立汉文碑，显示出党项族和汉族在西夏都是主要民族，两种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相互印证，用碑文的形式记录着这一时期的历史。虽然碑石多为残块，但它们作为第一手资料，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为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佐证。

　　在宗教方面，对西夏陵的实地考察表明帝陵陵台应为密檐式多层实心高塔。这种融合佛教塔式特征的陵塔使西夏陵成为中国古代陵园中独具民族与宗教特色的景观。其建筑形制的形成与西夏佛教盛行的社会背景直接相关，拓展了中华皇室丧葬文化的内涵。陵区出土的莲花柱础、石经幢等佛教器物，以及武威西夏墓发现的木缘塔（骨灰葬具），均证实佛教对西夏丧葬习俗的深远影响。

　　在社会习俗方面，西夏陵展现出西夏的丧葬制度和高品级丧葬形式。党项族的丧葬形式原为火葬，而西夏陵却显示为土葬。西夏陵101号陪葬墓室中发现了四具尸骨，为一男三女，还残留有松木质棺板，证实该墓是实行土葬的一夫多妻合葬墓，表明西夏陵存在土葬的葬式和一夫多妻习俗。此外，陵区出土的一些随葬品如金银器、陶瓷器等，也反映出西夏社会的生活习俗、审美观念以及等级制度。

　　总之，西夏陵的发现和研究使我们对西夏历史社会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填补了许多空白。这些以具象、生动的实物形式呈现的历史证据，增强了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西夏陵深度展现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夏陵所展现的这些历经八九百年的文化瑰宝，不仅陈述着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成为多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特殊见证。

　　西夏借鉴中原地区先进文化，效法唐朝、宋朝的陵寝制度，体现出西夏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弘扬，这使得其自身文明程度有了大幅提升，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西夏的深刻影响。西夏陵在选址、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也都显示出西夏对中华文明的深刻理解和尊崇，体现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西夏统治者通过借鉴中原帝陵制度，展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有利于巩固自身统治地位。这种文化策略的实施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中原王朝的陵寝有背靠山、面临水的布局传统，如唐陵、宋陵皆如此。西夏陵总体布局是背靠贺兰山、面向黄河，这种“背山面水”的格局体现了西夏王朝对中原王朝陵寝布局传统的承袭与发扬，遵循了中原王朝陵寝布局的堪舆理念，巧妙地将西夏陵区与贺兰山雄浑山势相呼应。贺兰山作为天然屏障，既象征着皇权的威严与稳固，又在地理上形成陵区的天然边界，而黄河的蜿蜒流淌则赋予陵区灵动的气韵。这种山水相依的布局体现了西夏和中原王朝一样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与巧妙利用，将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形成极具特色的陵区景观，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又一力证。

　　西夏陵每一座帝陵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建筑群，布局也大致相同，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组成，内城有献殿、鱼脊梁和高大的陵台。这与中原地区的唐陵、宋陵的布局基本相同。在细节上，西夏陵与唐陵、宋陵有所差异，如陵台不在墓室之上，将石像生群安置在月城内御道的两旁，从而缩短了陵园前后间的距离；增加了月城建筑，使布局更加紧凑。这些特点表明，西夏陵是中国历史陵园中具有民族特点的独特景观，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它所展示的西夏文化既兼收并蓄，又有独特创新，反映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西夏陵出土的雕龙栏柱上有生动的龙纹图案，系皇室的象征，反映了西夏文化对中原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表明西夏对中原文化核心符号的认同与接纳。西夏陵出土的石雕人头像，证明西夏陵的墓道两旁与唐陵、宋陵一样有石像生。西夏陵园3个陵的碑亭遗址陆续出土了9座人像石碑座，皆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是在传统石碑座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形式，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展现出独特的艺术创新，是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西夏陵出土的丝织品有素罗、纹罗、工字绫、棕色异向绫、茂花闪色锦等，多是当时织物中的精良品种。这些纺织品见证了西夏在服饰方面趋同中原，展现中华文明在民族地区传承发展、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态势，与中原王朝一脉相承。

　　特别是西夏陵6号陵汉文残碑中有“轩辕”一词，证实西夏崇敬轩辕这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并在西夏陵这一高等级建筑的碑文中有明确的体现。这不仅反映出西夏在文化溯源上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认同，还体现出在当时的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大背景下，中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已深深植根于西夏文化之中。

　　西夏陵展现出中国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各民族文化交流、传承与融合的新视角，彰显着西夏文明的独特魅力与多元融合的文化基因，是西夏文明与周边政权、民族长期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物证。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西夏陵的遗址与出土文物为重构西夏历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历史学的维度分析，其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填补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审视，西夏陵则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总之，西夏陵作为综合展示西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遗存，以独特的风采见证了近两个世纪西夏王朝的历史，更显示出中华文明在西夏传承与发展的脉络，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当下，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西夏陵，正以崭新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生生不息，以历史深处的中华文明印记，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让我们得以感受那段辉煌历史的脉动与回响，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辉煌与传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