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形态史纲》(以下称《史纲》)是《中华思想通史》(以下称《通史》)“绪论”卷在研究过程中,围绕中国历史上社会形态问题推出的重要成果。“绪论”作为《通史》写作的总纲,坚持唯物史观,为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编各卷的研究与写作,确定了基本方向和原则。作为这一原则的组成部分,《史纲》明确了中华思想通史研究必须先弄清思想产生的客观社会条件,要从各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出发,分析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史纲》不仅对研究中华思想史有重要意义,对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有独立价值,还有助于理解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历程以及突出特性。
认识中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史
《史纲》注重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理解中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思想,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思想。一个社会的思想不可能脱离社会物质基础而产生。理解社会存在,首先要认识社会生产力,厘清社会生产关系。中华思想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往往是社会形态发生演变的阶段。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思想家和文化典籍,是中华思想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从思想形成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角度,《史纲》紧紧抓住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进步、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事实,分析了手工业、商业发展繁荣的态势。其次,从社会形态分析入手,研究土地所有制和赋役制度变化,引发井田制松动,推动了土地从奴隶主阶级国家所有向封建地主阶级私有的进程,由此奴隶社会形态逐渐衰落,封建社会形态逐步成长。最后,分析思想界如何因应时代变化,形成对土地问题的思考,产生围绕井田制的《礼记·王制》《孟子·梁惠王》等著名篇章,引发后世“三礼”围绕土地问题的系统讨论。在此过程中,《史纲》注重从劳动者的角度定位思想,挖掘思想家围绕人本身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关系,对“仁”“义”“慎独”等概念形成所依托的社会环境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社会形态变化,整体呈现了先秦时期思想成为影响中华文明传承发展重要体系的客观物质基础。
领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史纲》注重从社会形态演变的角度理解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创造了历史,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历史的书写者。历史上,普通劳动者推动生产力进步,实现农业、手工业技术革新,但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文字读写的能力。为了从思想史角度深入研究历史发展的动力与存世典籍中缺乏普通人身影的关系,全面反映劳动者生产劳动生活对思想家的影响,《史纲》从古代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实践角度,深入理解劳动者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阶段,各诸侯国征战频繁,为了应付庞大的开销,给老百姓增加赋役,对劳动者的人身剥削与压迫也随之加大。普通农民在沉重的劳役之下,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在当时日渐活跃的资本和开始流通的金属货币影响下进行借贷。这一社会新现象,很快引起了思想家的关注。《孟子》《管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奠基之作,不仅记载贫苦农民辛勤劳动的情形,还进行了深刻评论;《商君书》《吕氏春秋》从“民之食”和“害于时”的角度,提出农民在无法承担劳役时会起而反抗,应避免发生这种激烈的矛盾。很显然,当时的思想家不仅意识到社会矛盾正日益激烈,而且感受到人民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变革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此,各种旨在稳定政权、谋求发展的思想纷纷问世。孟子意识到,一个富强的国家有利于形成统一,而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已经成为历史必然,于是坚定地提出“定于一”的主张。进而,他面对“孰能一之”的问题,答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形成了他坚持仁政,主张向往和平,挖掘人内心“德”“仁”之道以治的思想体系。孟子关注作为个体的人,与注重制度建设的《荀子》、力主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吕氏春秋》一道,证明了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重要思想家不仅关注民生,而且能够敏锐地把握民心,体会民心向背和人民的愿望对于推动国家统一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
理解中国历史道路
《史纲》注重从社会形态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角度,理解中国历史道路。“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规律理论,是揭示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一般规律而创立的理论,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类社会必须经过这五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演变也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封建社会,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随着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中国社会结构遭到破坏,传统自然经济受到冲击,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特殊社会形态。受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和新式商业。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影响,不可能独立发展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经营活动,与晚明时期在江南随着手工业发展而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性质上也并不相同。社会形态和历史环境不同,在思想界的反映也不同。19世纪,思想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风潮,推动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和“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与明代万历朝中后期市井生活发达,思想激荡多元的图景截然不同。社会变化引发思想变革,带动制度革新,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受西方科学影响,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变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之学,知识分类的思想日渐成熟,与晚明思想界追新求异、各设宗旨、竞立新说的面貌也完全不同。
中华思想源远流长,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纷繁复杂。《史纲》“纲举目张”,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发展的历程和复杂性,为《通史》撰写扫清了障碍,也为读者阅读《通史》、理解中华思想史成就、认识中国古代客观历史进程提供了依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