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是“中华思想通史”的阶段性成果，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23年12月由岳麓书社和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共三卷六册，315.6万字。

　　《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个人著多卷多册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著作，也是我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30多年的成果结晶，第一、二卷由我个人独著，第三卷我提出写作大纲后，由我和俞祖华分别撰写，最后由我统稿定稿。我是1987年师从北京师范大学龚书铎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当时我就立下志愿，要写作一部能体现自己研究能力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编辑一部较为大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编撰一部数百万字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大事编年。目前，前两个志愿已经实现，除《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外，2023年6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我的12册、520多万字的《晚清思想史资料选编》，该书也是“中华思想通史”的阶段性成果，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王伟光先生为《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1949）》作序，从五个方面高度肯定了该书，称它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精品力作”。该书出版后，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周溯源、李帆、张昭军、何卓恩、陈先初、徐伟、张宝明等人撰写书评，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该书主要创新和理论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理论或研究范式的创新，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发展动力、历史分期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思想史应该研究什么？学术界存在着不同认识。就目前已经出版的思想史著作来看，基本上是以政治思想为主，同时包括哲学思想、学术思想等其他方面的思想。但该书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由所研究的时代主题决定的。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完成两大任务：其一是民族独立，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下解放出来；其二是社会进步，把人民大众从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该书研究的就是近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要完成的两大任务所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主张及争论，其他思想史著作通常所写入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学术思想等内容，除与主题有关外，一般不包括进来。在思想史的发展动力或生成机制问题上，该书既不赞成“外因”主导论，也不同意“内因”主导论，而持“合力论”，认为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近代转型或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来自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或发展。当然，“合力论”不等于“均力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来自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的演发或发展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和重要性并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分期上，该书也没有采纳思想史研究通常采纳的以政治史分期为分期的做法，而是依据思想史自身演发的逻辑，将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第一个时期，从（清）嘉道年间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之前；第二个时期，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第三个时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即对一些以前没有或很少研究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比如，以往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在研究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时，很少提到包世臣。实际上包世臣是嘉（庆）道（光）时期十分重要的思想人物，在漕运、盐政、河工、币制等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提出过改革主张和方案，并有首倡漕运、盐法改革之功。由于他比龚自珍和魏源分别年长17岁和19岁，因此，他的许多改革思想和主张对龚、魏两人，尤其是魏源产生过重要影响。该书第一次对包世臣的思想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把他与龚、魏进行了比较。又如，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谈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往往强调二者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而很少提到二者之间的思想分歧。该书第二卷专列一章，探讨以前中国近代思想史很少涉及的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三方面的思想分歧：其一是“民族自决权”的分歧；其二是“民族建国”构想的分歧；其三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分歧。此外，该书在“结语”中提炼和总结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对今人留下的五个方面深刻启示，这些启示是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没有的内容。类似的创新还有很多。

　　三是研究观点的创新，即对一些以前已有研究、成果较多的内容进行了新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可以说，在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论的问题，该书都提出了新观点和新见解。比如，该书没有采用学术界通常使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用法，而是认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指涉的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的发展（如“六三运动”），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告一段落，其性质是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主要诉求的反帝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24年国民革命兴起前，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二者虽然有联系，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两个历史事件，不能把它们合在一起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学术界在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时，往往把它与德、意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实际上除了相同，二者还存在三方面的不同。其一，德、意法西斯主义对外主张的是民族侵略主义，基于种族主义的侵略扩张是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但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则是防御型的民族主义，主张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外侵略扩张，相反中国是法西斯主义侵略扩张的受害者。其二，德、意法西斯主义对内公开否认民主，实行独裁统治，蒋介石虽然对独裁情有独钟，但由于各种原因，真正的独裁统治到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才逐渐建立起来，他还多次许诺要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因此，与德、意法西斯主义相比，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更具有欺骗性。其三，与德、意法西斯主义理论来源于西学不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资源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思想，这是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没有的内容。如此创新在书中还有不少。

　　研究方法上，该书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近一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进程，因此，面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作为统一的、有联系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同时，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即思想家的思想与人民大众的思想之间的关系、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之间的关系。要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经纬交织，一方面以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要以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剖析。

　　该书的上述创新和研究方法，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也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采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