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长江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与会学者围绕“长江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十年实践与未来展望”主题，系统梳理十年治江实践与成就，深度探讨未来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路径。

　　从理念到行动的深刻转型

　　自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沿江各省市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念到行动的深刻转型。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忠诚认为，长江大保护在理论、实践、制度与文明四个维度上，体现了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系统性思维，其成功实践彰显了中国在生态治理领域的智慧与决心。

　　十年来，沿江11省市通过建章立制筑牢生态保护屏障。重庆智库暨大运河智库理事长王佳宁介绍，云南、贵州、江西率先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重庆、江苏、湖南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重庆、云南、贵州则以重点工程为抓手推进生态修复。区域协作机制亦不断完善，沿江27个城市签订《长江流域环境联防联治合作协议》，探索建立生态补偿、环境交易平台等制度，推动形成“上下游联动、左右岸协同”的治理合力。

　　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董实忠提出，应在长江流域推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通过量化“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破解当前补偿机制中存在的标准模糊、动力不足、方式单一等难题。“GEP核算能清晰揭示生态服务的跨区域流动，明确补偿主体责任，推动流域一体化保护与发展。”董实忠强调。

　　文旅融合成为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江敏认为，应深度整合长江生态与文化资源，打造具象化IP，提升旅游带的辨识度与吸引力。她建议，湖北可凭借区位优势，构建“国际引流、国内转化、省内联动”的客源互促机制，实现文旅产业的全球辐射与区域协同。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曹劲松提出，未来长江文化建设需着力完善跨区域治理机制，推动文化资源整合与政策体系衔接，同时加强国际传播与人才培育。通过江河对话与国际交流，推动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全球表达，并建立多层次文化人才体系，为长江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面对长江保护与发展的长期性、系统性挑战，学者呼吁构建跨学科研究范式与自主知识体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表示，大河治理需要融合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智慧，形成科学化、系统化的知识生产与应用体系。

　　构建长江文化新标识

　　长江大保护不仅是对自然生态的修复，更是一场文明观的重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长江流域环境水科学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教授顾延生从文明演进视角提出，十年来，长江保护从传统“人水争地”思维逐渐转向“人水共生”，生态价值融入地方文化认同，以“绿色长江、生态长江、健康长江”为主题的文艺创作与公众教育活动蓬勃开展，重建了人与母亲河的情感联结。顾延生说，长江大保护为全球大河文明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

　　长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长江大保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表示，当前长江文明研究已形成“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完整体系，清晰揭示了从青铜文明到秦统一时期的交流融合脉络。下一步应加强上中下游文明比较研究，推动与黄河文明、海洋文明的对话，并通过创新传播方式提升长江文明的国际影响力。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雷霆建议，进一步深化长江文明溯源研究，通过科技考古与地质考察，构建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明谱系，从空间维度分析自然环境对文化分区的影响，强化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双摇篮”格局中的独特地位。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樊志宏建议，设立长江文化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自然演化与人文互动的耦合研究，构建长江文明及文化生态系统自主知识体系。可系统编撰《长江文明大系》，建立“长江文化基因谱系”数据库，发展“流域学”“生态文化学”等交叉学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理论框架。

　　十年长江大保护，是一场涉及发展观念、制度设计的深刻变革。学者们认为，从生态保护到文明观重塑，从局部突破到系统推进，长江流域正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展望未来，还需要通过深化跨学科研究、创新制度设计、强化区域协同、推动文化转化，让长江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亮丽名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生动范例。

　　会议由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