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古今交织，有以文字传世者，也有以图像传世者。应该说，屈原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人物与文化现象，也是现代中国画坛备受瞩目的人物题材。溥心畬、张大千、蒋兆和、傅抱石、刘凌沧、程十发、亚明、黄永玉、华三川、刘旦宅、朱乃正、戴敦邦、马振声、冯远等现当代画家都曾为其造像。今人画古人，体现了中国文艺的古今融合，更激发出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性特质。

　　抗战时期的感时忧国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应对愈发紧迫的民族危机，原本对峙的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1941年的皖南事变严重破坏了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合作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创作了轰动一时的五幕话剧《屈原》，以此剧影射时事。《屈原》的刊发、演出一度被视作国共两党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剧中，郭沫若将“忠君”的屈原改造成爱国爱民的现代英雄。有感于郭剧对屈原形象的重塑，不少画家开始创作屈原图像。其中，最有名者是傅抱石与尹瘦石。在抗战救亡的时代背景中，傅抱石沉浸于思考中国绘画的民族精神，试图从绘画史的角度来阐释民族文化的辉煌成就，他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绘画的历史、传播中华民族绘画的精神，借此召唤民众的民族自信。其画作中的历史人物，往往具有高尚的人格，他期望以此引导民众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屈原就是傅抱石深爱的历史人物之一，加之郭剧的激励，傅抱石于1942年绘制屈原像。他选取屈原的投江片段，此时的屈原神情凝重，望向苍茫江面，身着一袭白衣立于泽畔，周围的芦苇以浓墨绘就，整幅画作的黑与白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加之披散的长发、褶皱的衣服、凌乱的芦苇、迷离的江水，都力图揭示屈原内心的愤激。再加上郭沫若为其所题长诗，使得该画作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傅抱石几乎每逢端午节都会创作屈原像，意在“欲借骚魂起国魂”。

　　画家尹瘦石也有感于郭剧而创作屈原像。不同于傅抱石的凭空创造，尹氏以柳亚子为模特创作了屈原像。在皖南事变中，柳亚子因同情新四军而被国民党以“诋毁中央”为由撤销监委职务并开除出党籍，与屈原有相同的境遇。不过，与屈原绝望投江不同，柳亚子痛斥蒋介石，他因反抗精神被郭沫若誉为“今屈原”。画中，屈原束发佩剑，双目下视，神情凝重，一副压抑难言却又异常庄重的表情。柳亚子为屈原像题诗，暗喻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民主力量的压制比两千多年前的楚国还要险恶，现实指涉性极强。

　　展示国家形象的媒介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在这一年的世界和平理事大会上，屈原被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对于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屈原得到世界的认可，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的接轨。纪念屈原的活动随之展开，郭沫若特意委托蒋兆和绘制屈原像，以便张挂在和平大会纪念会会场上向世界展示。这幅屈原像可视为蒋兆和秉承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走向历史人物画创作的开端。1953年，蒋兆和创作数幅屈原像，他循沿明代画家陈洪绶《屈子行吟图》中的屈原形象，但剥离了屈原的忧思，通过笃定的眼神、清癯的脸庞、有力的颧骨等脸部细节刻画出屈原坚毅的精神风骨。此外，蒋兆和还采用三角形构图、顶光的组织来塑造屈原形象，使得屈原如雕塑般矗立，具有崇高感。郭沫若为其题词，并且将其印制成宣传画全国发行，此画作影响深远。

　　20世纪50年代，为了向大众广泛宣传屈原，不同艺术媒介都被利用起来。徐燕荪、刘旦宅都曾创作过连环画《屈原》，他们以郭沫若话剧《屈原》为参考，旨在以图像凸显屈原的爱国情怀与反抗精神。刘旦宅的连环画《屈原》于1955年连续出版中、英、泰三个版本。这一时期的屈原像成为新中国对外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媒介。

　　对民族精神的发掘

　　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屈原图像创作最集中的时段。其中，表现屈原道德的纯洁性是重要的创作动因。屈原不苟同于小人的“孤贞”追求，在服饰、饮食上皆有所表现，程十发、刘旦宅、刘凌沧、王明明、潘絜兹、杨之光等图绘屈原，以此表达对道德纯洁性的追求。此外，不少画家关注并挖掘屈原更多的文化内涵。

　　20世纪80年代中期，艺术家们纷纷开启“寻根”之旅，从对历史的钩沉与检视中重新振奋民族精神。很早就在油画中进行中国水墨写意画实验的画家朱乃正，于1984年创作了油画《国魂——屈原颂》，该作品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中获奖。朱乃正坎坷的人生遭遇，可以从“忠而被谪”的屈原身上找到共鸣。朱乃正的手稿中的确有屈原行吟泽畔、双手指天的设计。但是，在最终的定稿中，朱乃正并未选择这一方案。相反，他超越一己悲欢，转向对屈原身上民族精神的发掘。朱乃正选择刻画屈原投江的片段：屈原靠向画面左方，空间逼仄，隐喻屈原人生的困境，下垂的双手显示着无奈。虽然形容憔悴，但朱乃正运用极为硬朗的线条勾勒屈原脸部，高耸的眉骨、有力的颧骨、如刀刻般的嘴唇，加之披散的长发，整个画面充盈着伟岸孤独的力量。此外，朱乃正采用仰视视角，通过压低画面视平线，使屈原形象崇高化。屈原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具有“九死而未悔”的坚毅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永生不灭的希望。其后，刘旦宅、袁武、杜滋龄、王明明、华三川等画家在绘制屈原像时，无不题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透露出积极的进取精神，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民族精神标识的凝铸

　　21世纪以来，为创作具有强烈艺术魅力和鲜明时代特征、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优秀美术作品，“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相继实施。2016年，冯远创作的中国画《屈原与楚辞》正是“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代表性作品。面对历代纷繁的屈原图像，冯远摒弃了传统程式化的“屈子行吟”图式，立足文本勾勒出屈原的一生。他在深刻把握屈原人生各个时期复杂心绪与深沉情感的基础上，采取工笔重彩的样式，运用绚烂浓烈的色彩将屈原跌宕起伏的一生与浪漫、奇幻的想象叠合，描画12个不同阶段的屈原形貌。在冯远看来，贯穿屈原文学与精神世界的核心品质就是对国家人民苦难的“殷忧”。在创作中，他突出屈原“瘦骨清象、眉宇间郁结之气不散”的特点。屈原诗篇流露的浓烈的家国之爱，在图像中获得永恒的生命价值与情感力量，成为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

　　屈原形象的建构结合了个人志节与家国情怀，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的学术研究、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不同媒介的传播以及官方与民间的祭祀仪典活动等，共同促成了屈原及其作品的经典化，屈原也演进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在屈原形象的历史建构进程中，图像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