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系统探究试点与改革进程的关系，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新的史实支撑，为新征程上以试点继续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借鉴。

　　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史的历史脉络，清晰可辨改革试点的演进轨迹。在改革起步探索期（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农村破局始于安徽小岗村“大包干”，这显然是一个自发性的“基层试点→上面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推广”的过程。而后是特区试点：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探索市场化路径，首创“外资引进”“土地拍卖”等制度。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从局部试验开始，基于多方面原因，1981年夏，湖北沙市（今荆州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首个试点城市。通过对试点档案的研究表明，湖北沙市的试点改革虽然不能说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收效显著。国营企业的改组、联合是沙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此项改革尚无经验可循，且各方议论很多。沙市在妥善解决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发挥了先试先行的作用。

　　在南方谈话后的20年，试点改革持续推进。其中，开发区扩容首推浦东新区（1990）试点金融改革，为WTO接轨探路。综合配套改革首推成渝城乡统筹试验区，试图破解二元结构难题。

　　新时代的试点在破除经济体制弊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著名的有自贸区战略，即21个“自贸区+海南自贸港”形成“制度型开放”新矩阵以及民生领域试点的三明医改（2012）、浙江“最多跑一次”（2016）重塑公共服务模式。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代表性试点制度，可以从核心任务和制度成果等方面作比较。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试点改革，其核心任务是吸引外资、完善市场机制，施行土地有偿使用制；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浦东新区试点改革，其核心任务是金融国际化，形成跨境贸易结算体系；21世纪初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其核心任务是负面清单管理，施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21世纪20年代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其核心任务是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形成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一制度性文件。

　　这一系列关于改革试点的实践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特点。一是问题导向与基层首创相结合。小岗村农民自发分田、温州个体户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体现“群众智慧驱动制度破冰”。二是渐进式扩散与制度迭代。自贸区经验推广路径：上海（2013）→6省区（2015）→全国21个（2023），形成“试点—评估—优化—推广”闭环。三是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的协同。中央深改委统筹72次会议，审议600多份文件；地方累计推出2800余项创新案例（如福建“三明医改”）。

　　因此，可以认为，试点是中国式的改革方法论工具，也是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密钥。它不仅增强了中国体制的“适应能力”，也为中国经济制度探索呈现出的“要素整合”特点提供了支撑。

　　试点试验是中国改革的重要基础和一大特征。改革是一场试验，凡是试验就有对错和成败之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并无成功的先例可循。先试先行的试点恰如“拱卒”，发挥着“探路”作用，中国经济改革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探索的模式，又不模仿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方式，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不断试验逐步推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因此，“试验—推广”的渐进改革模式使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通过探索实践使新问题不断暴露并得到应对，进而帮助中国顺利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仅如此，试点改革这一模式的运用更是证明了中国改革的特殊性，直接套用西方理论将无法进行阐释。而试点与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彰显成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独具的特征和优势。

　　黄宗智等学者提出，中国改革试点的本质是探索和试验新政策的工具，在试验—决策的基础上寻求广泛而长期的政策重心。而政策制定过程的核心则是形成一个中央和地方互动的机制——“分级制试验”。这种机制是促进制度创新和避免改革动荡的有力手段，既是为实现经济转型而尝试的治理策略的显著补充，又有助于应对大规模社会变迁。

　　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改革试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改革的时机、地点（范围）、方向很重要，即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上，试点改革的方向应锚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芯片、生物医药）、绿色转型（碳市场试点，武汉）；二是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改革，浙江），强化民生导向，推动“民生改革试点”：养老托幼一体化、跨省医保结算等痛点攻坚；三是深化制度型开放，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对接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如福建厦门“丝路海运”创新）；四是构建数字化治理新引擎。探索数据跨境流动（深圳）、人工智能伦理规制（北京）等新领域制度供给。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看，试点是“稳定器”（规避风险）与“催化剂”（加速创新）的统一。与西方实验主义语境中的Policy Experimentation不同，试点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策略和方法论工具，既充分彰显了“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又深刻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握好试点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其时代价值在于，我们要在守正创新中推动“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跃迁。学者的责任是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试点改革的经验提炼和学理阐释，为新征程上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