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银川，贺兰山南段东麓，广袤的戈壁荒滩上，散落着一个个巨大的锥形土堆，在峰峦叠嶂的映照下显得雄伟壮丽。西夏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这颗中华文明的瑰宝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在这里触摸历史脉搏，体验神秘与独特，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魅力。

　　博物馆藏的千年记忆

　　步入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沙砾的原生态色彩，将西夏陵博物馆融入戈壁滩，“隐身”于西夏陵遗址区旁边，以最自然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西夏陵申遗宣传片和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宣布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纪实片段，引来众多游客驻足观看，仿佛置身于那一刻的荣耀与激动之中。

　　展厅内，栩栩如生的鎏金铜牛、莹润光亮的绿釉鸱吻，展现了西夏与中华文明的高超手工业技术；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让游客一窥西夏文字的复杂神秘与宋夏文化交流之深；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石刻经幢、迦陵频伽、绿釉摩羯等建筑构件，反映了西夏的佛教信仰；钱币、丝绸、珠饰等随葬品，则实证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表示，西夏陵蕴含的文化基因，必将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厚滋养，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陈列于西夏陵博物馆的一件重达200多克的精美黄金头饰品，使用大量莲瓣联珠纹，头饰的侧面还有一个人面鸟身的迦陵频伽的造型。据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介绍，莲瓣联珠纹在唐宋文化中象征着吉祥。迦陵频伽又称妙音鸟，这一形象在西夏文物中的出现，充分说明了佛教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影响。黄金头饰上中原风格的莲瓣联珠纹与迦陵频伽和谐共存，正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西夏陵出土文物呈现出一幅文化交融的绚丽画卷。西夏陵博物馆陈列的“苏峪口窑”烧制的白瓷高圈足碗、白瓷瓜棱罐、白瓷玉壶春瓶等瓷器，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微泛青，施釉均匀，玻璃质感和透光性极强。

　　西夏陶瓷业不仅体现着中原汉文化的基因，还受到党项人生活习俗、游牧传统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是研究西夏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峪口西夏官窑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朱存世介绍，考古出土的西夏时期文物中，除有苏峪口西夏瓷窑址专门烧制的精细白瓷素面无纹饰外，还有如灵武磁窑堡等窑址烧制的数量相当可观的瓷器，部分器物表面施以剔刻花纹装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当属扁壶，扁壶的两侧有双耳或四耳，以便穿绳提拿或携带，这样的造型可能是从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壶演变而来的，扁壶腹部的圈足起到放置平稳的作用。

　　“西夏扁壶底部的马蹄形碗托，区别于辽、元扁壶，能让壶平稳放置，展现了其吸收中原制瓷技术后的创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补充说。西夏陶瓷业深受北宋定窑系、磁州窑系和耀州窑系的影响，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陶瓷体系。西夏陶瓷器的种类涉及生产生活、建筑、宗教等各个方面。瓷器装饰技法上以剔刻花和施白色化妆土为主。釉色多为黑、白、褐三色。纹饰以牡丹、菊花、莲花等花卉为主要题材。装烧方法采用顶碗覆烧、支圈正烧等方法。器型以扁壶、经瓶为典型代表。

　　西夏陵博物馆作为遗址展示的重要一环，成为申遗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层的西夏历史文化展，静静诉说着西夏从兴起到繁荣再至衰落的历史发展脉络。二层的西夏陵世界遗产专题展从建筑、文化、考古等多个维度，让游客对这片神秘之地有了宏观认知。亲历申遗过程的西夏陵区管理处文物管理科科长任秀芬说，“西夏不是‘异域’，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告诉记者，博物馆用一系列创新科技向世界展示传奇的西夏陵，向世界展示瑰丽的中华文明。记者观察发现，这里既有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体验，又有西夏历史文化的数字化呈现。通过高沉浸式VR数字体验项目“神秘的西夏陵”，游客可佩戴VR头显探访地宫、观赏壁画并进行互动。

　　揭开神秘西夏的面纱，从一段下穿式隧道开始。西夏陵博物馆到遗址区的下穿式隧道内，工作人员以通电玻璃作为屏幕，播放短片，带领游客在隧道中“穿越”西夏历史。八分钟后，短片结束，贺兰山下的恢宏西夏陵，瞬间真实地呈现于游客眼前。

　　陵园遗址的历史回望

　　走进西夏陵遗址，时光掠过断壁残垣，踏过戈壁滩的碎石，每一处残垣陵塔都在诉说着文化交融的故事。陵园建筑元素汇聚了多重文化基因，形成独一无二的视觉语言。西夏王朝的荣辱兴衰，在一座座墓葬遗址上演绎着岁月沧桑。

　　阳光下，遗址现场布设的近千块说明标牌上，古代西夏文字与汉字、英文交相呈现，西夏陵的考古发掘、布局形式、遗产价值、文化内涵在这些特制的陶瓷板上熠熠生辉。

　　西夏陵区内共有9座帝陵。每座帝陵的陵域面积大小不等，而各陵的建置和布局基本类似。9座帝陵现存的建筑遗址基本均为夯土部分，其中，1号陵至6号陵的陵园格局和建筑遗址保存最为完整，地面遗存清晰可见，7号陵现存近半数地面建筑遗址，8号陵和9号陵现存陵塔。

　　在天高野旷中，3号陵塔最具震撼力。高大的阙台虽经千年风雨，仍显雄伟；月城内的石像虽残缺却依然坚守；献殿遗址残垣断壁间，可以想象当年祭祀的庄严；圆形陵塔以黄土混合砾石夯筑，在古墓葬群中罕见。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杨瑞说，3号陵推测为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之陵，是开放最早、遗迹保存最完好的墓葬。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张红英介绍，在3号陵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采集和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以陶制鸱吻、绿釉琉璃频伽最具代表性；还有许多西夏文、汉文残碑块以及少量的武器、器皿、饰物、钱币和工具等物品。

　　在3号陵的一片断壁残垣间，透过一面玻璃滤镜，可以看到复原后轮廓清晰雄伟的东碑亭。视线离开玻璃滤镜，一切重归现实，仿佛经历了一场时空的穿越。东碑亭下出土的大量建筑瓦片，被小心翼翼地码在一起，置于遮阴棚下。这密密麻麻的瓦片残片，曾经是恢宏西夏陵的一角，如今以最真实的状态呈现于世人面前。

　　陵塔不远处，众多游客排队透过玻璃滤镜一探陵塔真貌。滤镜之下，时光穿越，当年多层出檐的精巧设计，与今天沧桑的夯土陵台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党项人长期以来与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其帝王陵寝的选址和营建深受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影响。西夏陵的整体朝向基本为南向偏东，西北傍高山，东眺兴庆府与黄河，背山面水、地势高敞、面向开阔，并且各座帝陵的空间轴线都与贺兰山的某个山峦顶峰相关联，借山势衬托出陵墓建筑的恢宏气势，尤以3号陵最为典型。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教授曲安京利用数学思想解释考古发现，他通过数据采集、数据清洗、数学建模、意义阐释，用数理考古的新方法复原了3号陵的设计蓝图，试图揭示这些礼制建筑的数学模型与理念，发现其建筑结构布局中蕴含唐代天文学家一行所创的星图投影模型。这种营建范式不仅表明西夏统治者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认同，更从物质、文化层面彰显了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连续与创新。

　　从3号陵前往1、2号陵的途中，贺兰山与蓝天白云相映，戈壁砂石与双陵、月城互衬。西夏陵在一个洪冲积扇上，9座帝陵及其陪葬墓被巧妙地安置在山间冲沟自然分隔形成的平坦高地上，形成了错落有致的组群。从选址这一环节，古人就提前考虑到防洪排涝。在双陵及陪葬墓区，我们看到了防洪工程遗址。防洪工程包括防洪墙和排洪沟两类遗址。防洪墙一般选择在地势较高、洪流较急的区域建造，主要以石块堆砌，内填黄土；排洪沟则直接于地面开挖。张红英说，除具有防洪功能的帝陵和陪葬墓的外城，陵区内还有32处防洪工程遗址，这些工程遗迹是在西夏陵持续的建造过程中，为避免和减少山洪对陵墓的冲刷破坏而建。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陈同滨认为，西夏陵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等方面，体现出多民族、多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补充印证了中华文明在11—13世纪宋辽夏金同属中华民族的事实，弥补了西夏在中国历史叙述中的一些缺失。学术界大多认为西夏是“承唐仿宋”而已，实则是在大量学习中原地区的文明与文化基础上，融入了党项人的习俗与信仰。西夏陵展现党项人既善于学习又坚持创新的特点，由此形成不同地区之间经由交往交流而产生的多元文化交融特征，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是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突出特性的直接见证。

　　触摸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脉络

　　受种种因素影响，公众历来对西夏了解不多。1908年，俄国考察队发现了西夏黑水古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阿拉善盟），带走了3500多件文物，至今保存在异域，造成西夏史是中国史、西夏学却在国外的尴尬局面。10年前，本报记者采访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时，他谈道，西夏陵的发现与考古填补了诸多空白，为把西夏学留在中国带来机会。

　　西夏陵的出土文物是综合反映西夏社会历史、生产能力、生活习俗、艺术风格、技术水平、贸易交流等各方面的真实写照。西夏陵历次考古调查、发掘过程中，在帝陵、陪葬墓和北端建筑遗址采集、出土大量文物。目前，除被相关展藏机构保存的7100件各类文物，遗址现场还有大量建筑构件残件。这些出土文物主要包括各类建筑材料和构件、石碑等石刻残块、陶瓷器、动物形器、骨架、马具、武器、钱币、泥塑和壁画残块以及不同材质的装饰物、工具和生活用具等。其中，以建筑材料和构件数量最多，包括砖、瓦等普通建筑材料，以及脊饰、雕龙望柱、螭首、柱础等制作精美的装饰性构件，材质上以陶制为大宗，琉璃制品占一定比例，瓷瓦等特殊建筑材料次之，石制构件数量较少，此外还有一些木质残件。以鸱吻、频伽等为代表的各种脊饰，不同纹饰的砖、瓦，以及石雕建筑构件，造型独具一格，制作精美，体现了西夏特殊的艺术风格。

　　以人像石碑座、迦陵频伽为代表的西夏陵建筑构件，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建筑构件经西夏融合多种艺术风格后形成的独特建筑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认为，西夏陵人像石碑座是基座与人像的融合创造，样式可能受到草原石人和西南地区负重力士造像风格的影响。

　　西夏王朝在贯通东西文化与商贸交流的“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上，对于维持11—13世纪丝绸之路的持续运行具有突出的作用。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告诉记者，西夏充分利用河西走廊、居延道等丝绸之路的关键路网，通过朝贡、榷场、互市等形式与周边宋、辽、金、吐蕃等民族和政权进行贸易与交流。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丝绸、料珠、孔雀石珠饰等文物，展现了西夏依托丝绸之路与周边地区开展的商贸交流活动，揭示了西夏利用中继贸易在欧亚大陆东西方跨区域、长距离商贸交流中的枢纽特征。

　　据文献记载，西夏境内不仅有党项人，也生活着汉、吐蕃、回鹘、鞑靼、契丹、女真等多个民族，具有不同的生业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带给西夏文化多元特征。这些文化因素共同见证了西夏陵以党项为主、多元文化并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

　　“在具体陵园规制上，西夏陵既承袭中原传统，又大胆创新。”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杨蕤说，西夏陵建筑运用了源自中原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以及三出阙建筑形制，呈现出中原农耕地区建筑文化与观念的影响。西夏帝陵的献殿、陵城南门、部分碑亭、北端建筑遗址等建筑台基和遗存，其遗址柱洞显示的柱网结构和建筑平面布局，明显采用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西夏陵现存规模最大的3号陵，其陵城在陵城门、角阙等建筑中采用了中原王朝“阙”的建筑，且为“三出阙”，符合中原文化传统中关于帝王宫殿、都城及陵寝使用最高等级三出阙的传统，以此作为帝王权威的象征。西夏陵的门阙不同于中原王朝通常的阙加门楼的门阙组合，采用了阙与门殿的组合。西夏陵形制特殊的建筑与构件，以及不同墓葬类型的陪葬墓，展现了源自周边游牧猎文化下的建筑形制、营造技术、艺术风格、丧葬习俗影响的本土化融合特征。

　　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帝陵、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4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为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让我们可以触摸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脉络，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魅力。面对自然侵蚀、社会发展的压力，西夏陵因我国长期的文物、生态保护实践得以延续至今，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理念、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反映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在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方面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