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申遗成功，不仅让这处“东方金字塔”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遗产，更引发学术界对“夏”这一文化符号的深层思考。与西夏陵相呼应，陕北统万城、石峁遗址亦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三处遗址虽分属不同时代，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夏崇拜的历史延续与文化传承。从夏王朝到大夏国，再到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夏”的名号穿越数千年，成为解读中华文明与多民族融合的关键密码。

　　解码夏文化。都城是文明的集中载体，夏、大夏、西夏政治中心均分布于黄河流域。这一地理共性并非偶然，而是夏崇拜在空间上的显性呈现。周、秦、汉、唐都城位于黄河流域已成共识，而夏、商都城的黄河流域属性亦有考古与文献双重佐证。石峁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虽相隔千里，却被学术界推测为夏代首末都城，构成夏文明发展的时空轴线。

　　叶舒宪基于西北实地调查，在《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文明》中探讨齐家古国与夏文化的渊源，并提出 “玉成中国说”。笔者亦经十余年考察，发现齐家文化分布区与《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所载“黑水西河惟雍州”相合。夏、大夏、西夏分属不同历史时期，并非线性传承，却因夏崇拜形成文化纽带。西夏陵的考古新发现、统万城的遗址保护、石峁玉器与建筑的研究进展，为解码夏文化提供了物证。

　　名号的传承与重构。西夏陵9座帝王陵依势布列，规模堪比明十三陵，其地面遗迹完整性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实属罕见。党项人建立西夏王朝，立国近200年，是黄河流域农牧交错带多民族融合的结晶，其历史地位不仅在于与宋、辽、金鼎足而立，更在于对夏文化符号的继承与创新。

　　西夏承载着鲜明的夏崇拜印记。李元昊称帝时定国号为“大夏”，自称 “夏”，这一选择并非偶然。王静如《西夏国名考》指出其正式全称为“白弥大夏国”；伊凤阁释“弥”为“人”，故为“白人大夏国”；聂历山则认为“弥” 指“河之上游”，结合西夏文材料与宫廷颂歌，指向其与白河、黑水流域的地理关联。无论释义如何，“大夏”明确彰显了对夏王朝的认同。

　　李元昊一系列举措强化了这种认同：弃李、赵姓而称嵬名氏，建宫殿、定兵制、创文字，仿中原礼制筑坛受册。《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载“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印证其对“夏”之正统的宣称。西夏自修史籍如《夏国枢要》《世次》等，均以“夏”自称；“镇夷郡王”封号更是以夏为中心、视他族为夷的直接体现。黑河流域流传的大禹治水传说与祭禹风俗，进一步佐证了西夏对夏文化传统的承袭。

　　文献中夏称谓演变颇具深意。宋人多称其为夏，偶称西夏；辽册其为夏国王、大夏国王；金与元早期亦以夏称之。西夏之称至元代晚期才渐流行，元修《辽史》《金史》以西夏为名，明修《元史》延续此称。这种称谓变化既反映了他者视角的差异，更凸显了西夏自视为夏之正统的文化自觉。《旧唐书·党项羌》载“死则焚尸”，反映了党项羌与先秦羌夏文化的关联。李元昊在表文中自称“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均揭示其对夏崇拜的深度践行。

　　晋末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虽立国仅25年，却以强烈的夏崇拜姿态，在夏文化谱系中留下深刻印记。作为匈奴后裔，赫连勃勃笃信《史记·匈奴传》“匈奴为夏后氏苗裔”之说，其对夏的认同远超名号层面，形成了系统的文化建构。《统万城铭》清晰展现了这一立场：“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光启有夏。”他更以黄帝自比：“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 这种追宗溯源，将大夏国的统治合法性植根于夏代文明。

　　从文化认同到民族凝聚。夏崇拜的系统化始于周代。甲骨文未见“夏”字，陈梦家、杨宽等学者曾对夏史真实性提出质疑，西方学界亦多以商为中国首个王朝。但周代文献对“夏”的频繁提及，显示周人对夏的特别尊崇。《尚书·召诰》称“相古先民有夏”，《多士》《多方》等篇屡言“有夏”，周公将夏、殷并列为“监”，确立了夏的“先民”地位。周人自称“自窜于戎狄之间”的夏人，《礼记·祭法》载“夏之衰也，周弃继之”，将周的先祖与夏关联。西周铜器铭文多记征伐夷蛮，文献则凸显与北方戎狄的对抗，“诸夏”意识渐兴。齐桓公“尊王攘夷”、晋文公城濮之战，强化了诸夏认同。春秋战国时期，北方人群南向争夺资源，推动了华夏认同的形成。秦、楚虽被视为“夷狄”，却最终融入华夏体系。秦“以和西戎”起家，楚“问鼎中原”，最终秦灭六国、汉承秦制，秦皇汉武均以“黄帝子孙”“夏代传人”自居，将夏崇拜推向高潮。《管子·小匡》《礼记·王制》构建的“华夷五方格局”，是战国秦汉大一统思想的体现。《公羊传》“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随历史演变成为民族认同的核心。

　　“华夏”一词首见于《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孔颖达释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从西周周人以夏自居，到春秋战国打成一片，秦汉夏崇拜从文化符号升华为民族认同的纽带。夷夏界限的模糊与转换，彰显了夏崇拜作为文明融合催化剂的作用。

　　从石峁到二里头，从统万城到西夏陵，黄河流域串联起夏、大夏、西夏的文化脉络。三者虽非前后相续，却通过夏崇拜形成跨越千年的精神联结。西夏陵申遗成功，不仅是一处遗址的世界认可，更是对“夏”文化符号承载的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肯定。夏、大夏、西夏的历史实践表明，华夏文明的形成，是多民族在认同与融合中共同创造的结果，而黄河流域正是这一过程的核心舞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溯源研究”（22STA01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