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发布以来,2026—2030年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日,本报记者邀请多国专家学者,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关键领域,深入解读“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蓝图,并前瞻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共赢的广阔前景。
五年规划展现政策连贯性
对于中国为何能实现长达数十年的稳定发展,部分国际观察人士将答案指向了中国独特的规划体系。他们认为,五年规划所展现的政策连贯性,是中国创造发展奇迹、夯实民族复兴根基的关键所在。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系国际关系中心教授玛莲(Mariana Escalante)认为,与许多受短期政治周期困扰的经济体不同,中国以五年规划为框架的发展体系自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始终展现出连贯性、延续性与稳定性三大特质。她认为,该体系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将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效转化为持续的行动力。
玛莲进一步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长期视野,通过清晰的目标设定与高效的执行机制持续改善人民福祉。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推动力量,其集体领导体制融入了民族复兴、国家发展与政府治理同频共振的叙事。“务实作风、制度化治理、民族自豪感以及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共同构筑了公众对政府的高度信任。正是这些要素推动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展现出持久的战略定力与政策稳定性。”
在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B. R. Deepak)看来,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五年规划始终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基石,贯穿于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展现出显著的战略前瞻性、统筹协调能力与连贯执行力。
狄伯杰阐述道,五年规划最大的优势在于实现了长期愿景与动态调整的结合。“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承前启后,积极适应国内外新形势。这种演进中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国对城镇化、数字化、绿色转型等结构性趋势的战略预判。”此外,中国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还擅长整合中央与地方力量,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统一于国家战略框架内。从试点机制、精准扶贫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系列举措确保了改革的有序、高效推进。加之制度稳定性、数据化评估的共同作用,使长期目标转化为可量化的实际进展。这种愿景、协调与执行的紧密结合,助力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数亿人口脱贫,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
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成效将直接决定中国能否在2035年顺利完成多项关键目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全面转型不仅关乎中国自身,也将对国际秩序演变产生深远影响。
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娜迪娅·希勒米(Nadia Helmy)告诉记者,《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重点,现代化产业体系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基础。她认为,这释放出中国旨在强化国内经济循环的韧性与自主性,并以此重塑全球价值链、夯实长期竞争根基的明确信号。在此指引下,中国将在“十五五”时期通过产业升级与前沿科技布局,系统性提升经济抗风险能力与发展动能。
玛莲进一步阐述了“十五五”时期中国产业的发展路径。她表示,其核心在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紧密结合,使自主创新成为支撑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的两大支柱。具体来看,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如矿业、冶金、化工、机械等)将完成一场系统性的提质革命,在全球分工中占据更有利位置;另一方面,通过聚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等产业集群开辟新赛道。与此同时,中国已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聚变能等决定未来的前沿领域进行了布局,加快将前沿科技转化为颠覆性的新质生产力。
希勒米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多个产业将实现规模跃升,其新增体量相当于形成一个全新的先进技术板块,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玛莲则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已取得显著突破,并正致力于攻克高端芯片等关键环节。中国重视关键自然资源的稳定供应,而全球南方国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战略伙伴角色。
狄伯杰补充说,中国也通过技术合作回馈全球南方国家。从智慧乡村建设到数字化公共服务,其本土化科技解决方案正推动多国合作项目落地,为面临数字鸿沟的国家提供培训、研究支持与技术转移,助力其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委内瑞拉安第斯大学中国研究会与亚非中心研究员劳拉·托雷斯·德·伽维蒂亚(Laura Torres de Gavidia)对此深有同感。她表示,中国在全球知识协作中扮演着积极的“桥梁”角色,不仅广泛吸纳国际前沿科研资源,更主动搭建多样化的学术合作平台,以自身科技现代化的成果与经验促进共同发展。
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相协调
“十五五”时期,世界将见证中国这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如何系统性破解工业文明时代的经典难题——在持续的经济增长与严格的生态保护之间,构建一种可持续的、互益的平衡。《建议》将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都囊括在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中,彰显了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全局中的关键地位。在狄伯杰看来,对于任何关注未来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与新兴大国转型的研究者而言,中国“十五五”时期的绿色实践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课题。
中国在保持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的同时,取得了世界可见的生态保护成就,狄伯杰将其总结为“治理奇迹”。“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持续突破,以及在工业、交通与城市基础设施方面推行的碳减排政策,共同构成了这场绿色变革的支柱。其中,电动汽车与节能技术的普及成为支撑‘双碳’目标的关键动力。这一远大目标所要求的深刻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一旦成功实现,其影响将远超国界。它将在全球层面加速碳排放曲线的下行,降低清洁能源技术的成本,并有望重塑国际环境治理合作框架。”
狄伯杰表示,中国正将低碳目标深度融入产业升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并且已经在绿色技术、电动交通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例如,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0.9%,较2023年提高9.3个百分点。
尽管挑战依然存在,但中国正将环境议程转化为切实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并视其为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在能源结构层面,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突破13亿千瓦,在全国总装机容量中占比超过50%。同时,中国贡献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持续领跑光伏与风电领域。狄伯杰相信,这场由产业、能源与社会生活共同驱动的绿色转型,不仅将在“十五五”时期塑造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也必将对全球气候治理、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作出切实贡献。
“十五五”时期,中国如何在推进科技与经济现代化的同时通过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来提升民生福祉,尤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托雷斯说:“这将让世界更清晰地看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使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玛莲表示,中国将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优化收入分配、完善住房供给、扩大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面持续发力,让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共同富裕的目标逐渐变为可感的现实。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一带一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卡塔琳娜·扎基奇(Katarina Zakic)从发展进程角度分析称,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政策重心已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着眼于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目标。“十五五”时期将成为观察中国在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加大教育文化投入、促进精神文化繁荣等多方面协同推进的重要窗口。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民生质量的持续提升本身即为全球发展作出了贡献。保持高质量发展势头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也将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人类整体进步。
高水平开放驱动全球南方新增长
站在历史的新关口,各国共同面临着发展与治理的双重考验。中国所推动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十五五”时期自身发展的稳定器,更将成为激活全球南方、带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关键动力。
《建议》明确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狄伯杰分析称,在这一方向指引下,中国将在“十五五”时期着力营造更开放、透明、创新的市场环境,为各国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助力发展中国家拓宽贸易、技术与投资渠道,推动南南合作走深走实。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及商务部官方统计,2023年,中非贸易额为2821亿美元,中国与拉丁美洲贸易额超过5150亿美元,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9117亿美元,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近2000亿美元。
截至2025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形成基础设施、贸易、投资、产业互联互通的合作网络。在此背景下,《建议》进一步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标志着合作重心正从“硬联通”转向绿色化、数字化、以人为本的“软联通”,为绿色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开辟了新空间。在狄伯杰看来,这一转型不仅契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更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面对全球技术竞争的加剧,中国正深化南南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技术转移与产业链本地融入,避免形成新的技术依赖或结构不平等。玛莲观察到,“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高速铁路、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全球领先。仅以墨西哥为例,五年前中国汽车在当地市场几乎不见踪影,如今已约占新车销量的9%”。
“诚然,全球南方国家若想实现真正均衡发展,不应只作为资源供应地或终端市场,而是需要提升自身谈判能力,推动实质性技术转移,发展能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本土产业。”玛莲认为,《建议》提出的“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意味着南南合作应着眼于构建自主生产能力,避免单向依赖,推动形成更加对称、互利的合作关系——这也正是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倡议等公共产品所倡导的路径。
“‘十五五’时期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也是构建全球互联互通、推动稳定与繁荣的进步框架。”狄伯杰总结道,“中国推动的开放、可持续的合作,通过供应链多样化与跨境创新增强了全球经济韧性。这些实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呼应,让发展更具包容性和共享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