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亚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汉唐时期是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的黄金时代。流通于中亚的中国钱币和受中国文化影响而铸造的中国式仿造币、中亚和中国发现的安息钱币、贵霜钱币、萨珊波斯钱币、拜占庭钱币和有关钱币窖藏，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提供了物质实证。这些钱币和钱币窖藏是汉唐时期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的见证，不仅有利于学者思考古代文明多元性和交流互鉴机制，也有利于深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渊源和内涵意蕴的理解。

　　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的

　　钱币交流

　　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的钱币交流既是中国与中亚政治关系的反映，也是丝绸之路经济活动和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不仅强化了中国与中亚诸国的政治联系，更促进了双方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入交流。两汉时期钱币类型经历了从多样化到逐步统一的过程。汉初，为了快速恢复社会经济，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更令民铸榆荚半两。文帝景帝时期，推行四铢半两钱，实行官督民铸的“称钱衡”制度，推动了钱币外观与重量的标准化进程。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铸五铢钱，成为汉代钱币的统一制式。王莽推行以多种类型的虚值大钱为特点的货币改革。东汉建立后，五铢钱的标准得以重新确立。据考古发现，在中亚费尔干纳、撒马尔罕等地出土了大量五铢钱，还发现了王莽时期的货泉。

　　中亚是希腊化世界与中国文明接触的前沿地区。公元前3世纪之前的中亚曾相继受到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塞琉古王朝的控制，在希腊化文化因素传入中亚的影响下，希腊式钱币成为中亚诸国造币的原型。公元前3世纪，中亚粟特人以亚历山大钱币、安条克一世钱币和欧泰德穆斯钱币为原型进行了大规模造币活动，钱币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希腊神祇像，材质以银为主，属于希腊式钱币体系。这些钱币主要用于当地商业贸易，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说明当时中亚民族具有鲜明的商业性。例如，帕提亚（汉文史料称为“安息”）钱币“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可见当时希腊式钱币盛行。安息钱币、贵霜钱币经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和田曾受贵霜钱币影响打制了“汉佉二体钱”，钱币上出现的马图案在当时中亚钱币上非常普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

　　中亚的钱币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的重要发展阶段。钱币作为经济与文化的物质载体，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的复杂互动关系。这一时期中国政权更迭频繁，商品经济一度退至以布帛、谷物等实物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易状态。然而，各政权出于财政需求和经济考虑，仍积极铸造钱币，逐渐从传统的五铢钱制向年号钱制过渡。币文突破了以“铢”“两”计重的惯例，出现了以“大夏真兴”为代表的国号钱、以“汉兴”为代表的年号钱及吉语钱等新类型。这些钱币具有显著的多样性特征，主要在各自区域内流通。

　　这一时期，“粟特”一词首次出现在《魏书·西域传》中，“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以康国为首的粟特诸国纷纷向中国遣使贡献方物，频繁开展同北魏、西魏、北周乃至梁朝的交往。从3世纪中期开始到6世纪中期，中亚不断受到来自萨珊波斯、嚈哒人和突厥人等外来国家与民族的统治和影响。这一时期，粟特主要以萨珊波斯银币为原型开展造币活动，发行正面是国王头像、背面是祭火坛的萨珊波斯仿造币。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发现了大量萨珊波斯钱币和以卑路斯钱币为原型的萨珊波斯仿造币。中国与中亚之间的钱币交流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权更迭和民族交往的见证。在中国也发现了大量萨珊波斯银币，粟特人、波斯人和嚈哒人在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的跨区域贸易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些钱币可能就是这些民族带入中国的。

粟特钱币撒马尔罕开元通宝背粟特文 作者/供图

　　隋唐时期中国与中亚的

　　钱币交流

　　隋唐时期是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的鼎盛阶段，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经济互动与文化融合达到空前高度。隋朝统一后，隋文帝“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的五铢钱标准统一了货币体系。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始铸“开元通宝”，开启了中国的“宝文钱”时代。《隋书·裴矩传》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可见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的顺畅和频繁。“开元通宝”流入中亚，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瑞希卡和肯布伦等遗址均有发现。中国钱币文化对中亚钱币产生了深远影响，粟特诸国纷纷以“开元通宝”为原型仿造中国式钱币，这是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影响辐射中亚的生动例证。

　　随着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萨珊波斯帝国部分造币厂被保留下来。698年，阿拉伯帝国推行货币改革，禁止钱币上出现图像，但东方地区的造币厂并未受此影响，继续铸造过渡类型的阿拉伯—萨珊波斯钱币，这种局面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境内发现的粟特仿中国式钱币、萨珊波斯钱币、拜占庭钱币和阿拉伯钱币，印证了这一时期中国与中亚之间更深层的贸易往来与民族交往。

　　钱币流通见证中国与

　　中亚文明交流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钱币呈现多类型共存的特征。安息、贵霜、萨珊波斯、拜占庭等域外钱币出现在中国，五铢钱、货泉、开元通宝等中国钱币出现在中亚，这些钱币生动体现了古代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文明交流。无论是中国钱币传入中亚、外来钱币经由中亚传入中国，还是当地钱币体系受到外来文化影响，都是中国文化与中亚文化深入交流的例证。经由中亚传入中国的域外钱币说明中亚在联结中国与西亚、地中海世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钱币在中亚的流通以及中亚诸国以其形制铸造的仿造币，生动展现了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播与影响。钱币上的国王头像、神祇图案、粟特文与汉字等多元元素见证了跨区域、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交融。而丝绸之路上的货币流通，以商贸为纽带，持续深化了各区域、各民族、各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与深度融合。

　　此外，在中国与中亚发现的诸多窖藏，如中国何家村窖藏、乌兹别克斯坦坎卡窖藏、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窖藏、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窖藏、吉尔吉斯斯坦科拉斯纳亚·瑞希卡窖藏，几乎涵盖了来自中国、中亚、西亚、地中海世界的钱币类型，从货币流动延伸到商品贸易、族群交往、文化互动，系统展示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地中海世界的密切联系，为研究中国与中亚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从微观实证到宏观阐释的多维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亚经济史研究”（24VLS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