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圆满收官、“十五五”发展大幕即将开启的关键历史时刻，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

　　广大社科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一致认为，会议提出的系统方案和战略部署，为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信心和动力，为切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保障“十五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理论研究、积极咨政建言明确了重点任务和学术路径。

　　笃定信心 用好优势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经济砥砺前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2%，全年经济总量有望突破140万亿元，主要发展预期目标有望圆满实现。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刻领会会议精神，是把握明年经济工作脉络的前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欧阳峣将会议核心要义概括为“内需主导、创新驱动、改革攻坚、开放共赢”。他认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战略基点。在此基础上，必须充分释放创新动力，通过深化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推动产业升级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分释放改革动力，关键在健全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内卷式”竞争，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充分释放开放动力，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更高水平开放中赢得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会议提出的“供强需弱”“用好优势”“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物价合理回升”等关键词，同样蕴含着深刻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彦斌分析提出，当前我国生产供给体系强大完备，但有效内需不足的矛盾较为突出。应对这一结构性矛盾，我们的信心根基在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协同发力、相互强化，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和竞争优势。而“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关键方法论，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观念，超越短期思维，加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系统集成与协同配合，着力破解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最终，这一切努力应有效推动“物价合理回升”，为企业盈利改善和居民收入增长奠定基础，形成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支撑。

　　会议认为，通过实践，我们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并提出了“五个必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吴卫星认为，“五个必须”既立足当下我国经济“基础稳、韧性强但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现实，又着眼“十五五”时期的长远发展需要，体现了强烈的战略思维和问题导向。“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旨在将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的内生优势，切实转化为可持续的强劲增长动力，实现从短期应对向长期动能培育的跃升。“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强调通过精准的政策支持为改革创新铺路搭桥、保驾护航，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为政策效能提升开辟空间、注入活力，形成“稳当前”与“利长远”的叠加效应。“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激发各类主体活力，同时以科学监管和公平竞争政策规范市场秩序，实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倡导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并重，在筑牢实体经济根基的同时，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兼顾经济增长潜力与民生福祉改善。“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强调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等举措不断巩固自身发展韧性，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真正做到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老问题与新挑战，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深刻影响，会议鲜明指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表示，这一判断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在复杂形势下高瞻远瞩、驾驭全局的智慧，展现了在动态平衡中精准把握政策节奏的艺术：既不盲目乐观而忽视风险隐患，也不因一时困难而动摇长期向好的战略定力，而是通过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将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目标紧密衔接，为“十五五”顺利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系统谋划 精准施策

　　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经济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至关紧要。会议为明年经济工作谋篇布局，强调在政策取向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学者们认为，“稳中求进、提质增效”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核心政策取向，与以往相比，“质的有效提升”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标志着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同时，我们对发展效益、结构和安全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要求。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分析，会议尤其强调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明确提出要“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将推动各类政策纳入宏观取向一致性评估，其根本目的在于为所有市场主体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会议提出要“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董希淼认为，“灵活”意味着货币政策将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和经济运行需要，适时预调微调，增强前瞻性；“高效”则强调政策工具的运用更加注重精准性和传导效率，既要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也要密切关注资金空转、债务风险等问题，确保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有效保护实体经济根系。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了扩大内需、创新驱动、改革攻坚、对外开放、区域协调、“双碳”引领、保障民生、防范风险等八大重点任务部署，为“十五五”开好局奠定坚实基础。那么，在“提质增效”的总要求下，哪项任务是推动全局工作的关键突破口？陈彦斌认为，关键在于“坚持内需主导”。这一部署直接回应了会议对当前主要矛盾“供强需弱”的精准判断，目标是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与良性循环。

　　陈彦斌进一步阐释，“内需主导”与“创新驱动”“改革攻坚”等部署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从稳定政策角度看，有效扩大内需能够改善总需求状况，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为深化改革和技术创新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从增长政策角度看，“创新驱动”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居民收入水平，这本身就会催生更强劲的投资需求和消费意愿，形成内需持续扩大的坚实基础。从结构政策角度看，“改革攻坚”能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破除制约内需释放的深层次结构性障碍。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政策三角”。

　　会议的总体部署体现了党中央高度的战略思维和系统观念。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副主任霍伟东谈到，会议强调政策的系统集成，通过存量挖潜与增量赋能的有机结合，使短期经济的平稳运行（稳量）与中长期的结构优化升级（提质）形成正向循环，在动态平衡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如何实现“稳”与“进”、“量”与“质”更好的统一？霍伟东认为，核心在于落实好“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现有政策工具箱，稳住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和货币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存量资源能够有效兜牢民生底线、保障经济循环畅通，为结构调整升级提供坚实的“量”的支撑。另一方面，要通过增量政策的精准聚焦和有力引导，将更多资源要素配置到科技创新、绿色低碳转型、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和未来产业，以“进”促“稳”，通过优化新增资源配置来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和“效”。

　　这种系统集成的思维，同样深刻体现在对“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的有机结合上。霍伟东说，这充分体现了立足当下与着眼长远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的生动实践。它要求我们在宏观治理中，既要立足当前，运用逆周期调节工具果断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做到“当下改”；更要着眼长远，注重跨周期调节，优化存量政策，加强政策储备的可持续性，实现“长久立”。

　　聚力向新 共谋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即将到来，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会议决策部署，学者们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建言献策。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秧分表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唯有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才能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落实会议部署，最关键的战略突破口在于将科技创新置于首要位置，力争在战略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深化国家科技战略研究，探索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与可行路径，为破解创新链产业链协同不畅、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他以农业领域为例提出，推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现代科技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不仅能引领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转型升级，更能催生功能食品、基因工程、智能装备等前景广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

　　在夯实创新基础的同时，宏观政策的协同一致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制度保障。毛艳华建议从机制设计与工具创新两方面协同推进。在机制上，建立健全制度化的跨部门政策统筹协调与动态评估体系，将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等各类政策统一纳入高质量发展总体框架进行评估和优化，强化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在工具上，创新“财政—货币”等政策联动工具箱，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形成合力。宏观政策协同的最终目标之一在于有效扩大内需、防范化解风险，这要求相关的改革方案与政策设计必须兼具系统性与可操作性。

　　董希淼认为，解决“供强需弱”这一深层矛盾，需要注重政策的系统性协同。一方面，综合发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消费金融、产业政策等的集成效应，形成促消费、扩内需的合力；另一方面，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式，加快推动文旅、健康、养老、育幼等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其核心逻辑在于推动政策重心从短期刺激向构建长效机制转变，通过“投资于人”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清除消费堵点来创造和满足新需求，推动消费进入持续回升的良性循环轨道。这两方面都需要学术界基于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为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提供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建议。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吴卫星认为，社科界应为此作出应有的学理贡献。在基础理论层面，应着力完善创新要素协同配置理论，深入研究“耐心资本”与长周期研发活动的匹配机制，填补要素跨领域、跨区域高效流动的理论研究缺口。在评估体系层面，需优化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成效的多维监测指标，特别是构建颠覆性技术识别预警机制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评估模型。在前沿趋势研判层面，应加强对可能引发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的前瞻性识别研究，科学研判其技术成熟度与应用前景，探索新产业新赛道的策源规律及从战略孵化到产业集群形成的有效路径。在国际经验借鉴层面，要强调“本土化适配”，系统总结主要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其制度背景与适用条件，为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保障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提供策略参考，实现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的有机融合。

　　欧阳峣建议，社科界应以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阶段，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尝试提出中国式创新的综合优势分析框架，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成功模式与产业升级路径。同时，应科学构建重点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精准测量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多社科智慧与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