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在中国玉文化万年发展历程中，玉器作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载体，以独特的形态与内涵，系统诠释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从新石器时代的玉礼器到明清时期的玉雕艺术，玉文化始终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成为解读这五个突出特性的重要切入点。

　　连续性：玉文化的万年传承与文明延续

　　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最早的玉器出土于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其年代距今9000多年，这不仅将我国玉文化的起源由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向前追溯了1000年，而且文化区域向北推进了1000多公里。小南山出土的玉器在器型和工艺方面已表现出成熟的形态，说明玉器的起源年代应该更早。

　　辽西地区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多处遗址中都发现了玉器，其种类包括玉玦、管珠、斧、匕形器等。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北方玉文化发展的高峰，玉器造型精美、制作精良，尤其是玉人、玉凤、勾云形玉佩、斜口筒形器等代表了红山先民的创造和精神世界。红山文化奠定的中国龙的形象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虽各时期玉龙造型有差异，但龙的图腾意象却一脉相承，体现出文明基因的持续传递。

　　同时期淮河流域的凌家滩文化玉器同样发达，而且显示出与辽西地区远距离文化交流的现象。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玉器出土数量多，器型丰富，尤其是玉琮及神徽等的发现，表明在环太湖流域有一个强大的地方古国出现，域内居民有统一的精神信仰。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时代，中国各地都已发现了使用玉器的现象，且区域特色明显，出现了大型化、系列化的趋势。

　　夏商时期，玉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用玉理念的基础上，也赋予了玉器新的文化内涵。二里头遗址等地点发现了圭、牙璋、戈、钺、柄形器等玉礼器。早商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出土了礼器、武器工具、装饰类玉器，呈现出以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特征。商代晚期玉器种类更加丰富，礼器类玉器占比较大，装饰类的玉器数量有所增加。

　　周代玉器的出土数量、使用范围等进一步扩大，也是我国古代用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时期，并赋予玉以道德内涵，深刻影响了玉文化的发展。《周礼》中记载“以玉作六瑞”，经汉唐延续至明清，玉器始终作为等级制度与精神信仰的象征。这种制度化传承确保玉文化在改朝换代中保持核心价值稳定，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见证。

　　至辽宋金元，玉器在保持玉文化传统的同时，内涵紧贴生活，进一步世俗化，发展出玉童子、春山玉、秋水玉等类型，飞天等佛教用玉也极具特色。明清时期，崇玉风尚盛行，玉器品类纷繁，呈现出使用社会化、题材民间化、审美世俗化、生产商品化特点，而玉器的设计和造型也是“图必有形，形必有意，意必吉祥”。

　　创新性：玉文化的工艺革新与思想演进

　　玉器的器型由最初的玦、管珠等佩饰及斧等工具开始，在历代玉工的精心琢制下，器类不断增多，制玉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工艺革新是玉文化创新性的集中表现。根据玉器上的微痕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制作技术主要包括线切割、片切割、桯钻、对钻、打磨等工艺，如“良渚文化反山M12：98玉琮在神人右上肢部位约3毫米的宽度中，大约填刻有几乎不相互叠压的线条17条”，展现了史前工艺的惊人突破。进入青铜时代，青铜工具在切割、镂空、钻孔等方面广泛应用。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长65厘米、宽9.5厘米，厚仅0.1—0.4厘米，体现了高超的切割工艺。铁器的出现，促进了玉器制作的进一步革新，铁质砣具广泛应用于玉器制作中。此后的玉器工艺，诸如浅浮雕、透雕、曲线、阴线刻等，大大超过了前代，玉器的美感进一步凸显。

　　玉器初始，兼具装饰与使用功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已体现出了社会身份的差异，成为礼制的象征。玉文化以“礼玉”为核心，承载着原始崇拜与等级秩序。彼时，玉被视为“天精地气”的结晶，是沟通人神的媒介。考古发现的红山文化玉猪龙、良渚文化玉琮，造型神秘古朴，多用于祭祀活动，寄托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繁衍的祈愿。进入夏商周时期，玉的礼器功能进一步强化，形成“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的礼乐制度。

　　周代是玉文化的重要转型期，“德玉”思想的融入让玉的精神内涵得以升华。这种“以德赋玉”的观念，使玉从单纯的礼器转变为君子人格的象征，佩戴玉器成为士大夫彰显品行、修身养性的方式。汉代厚葬之风盛行，“玉殓葬”制度盛行，金缕玉衣、玉塞等器物被认为能“不朽不腐”，体现了对生命永恒的追求，玉文化在此阶段兼具道德教化与生死观的双重内涵。

　　唐宋至明清，玉文化逐渐走向世俗化，审美价值与情感寄托成为核心内涵。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玉雕工艺日趋精湛，写实风格兴起，花鸟、人物、山水等题材的玉器层出不穷。文人雅士将其纳入赏玩之物，通过玉雕作品寄托闲情逸致，玉的审美功能被空前重视，形成“雅玉”文化潮流。明清两代，玉雕技艺达到巅峰，苏州、扬州等玉雕中心涌现，宫廷造办处的“御用玉器”工艺繁复、极尽精巧，而民间玉器则更贴近生活，玉佩、玉镯、玉簪等成为寻常百姓的饰品，承载着祈福、定情、传世等情感需求。“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传统被延续，玉成为亲情、爱情、友情的见证，文化内涵更具烟火气。

　　统一性：玉文化对中华文明整合的促进作用

　　物质载体的相对稳定是玉文化统一性的重要体现。数千年来，玉器的核心材质始终以透闪石软玉等为主，不同阶段对玉的认知虽有变化，但对“美石为玉”的材质认同从未改变。同时，玉器的核心功能也保持着传承与延续：礼器功能从先秦的祭祀通神、等级象征，逐渐演变为后世的礼仪陈设；装饰功能从贵族专属扩展到民间普及，但“以玉为美”的审美追求始终一致；祈福功能从古代的驱邪避灾，延续到现代的吉祥寓意，如“平安扣”“如意”等经典器型，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这种物质层面的传承与稳定，为玉文化的统一性提供了坚实基础。

　　地域融合与文化认同的高度一致，进一步强化了玉文化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的玉文化虽各具特色，如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藏玉与冢”现象，在西辽河流域是共同遵守的墓葬制度；良渚文化玉器表面的“神徽”，是环太湖的统一信仰标识，但最终都融入中华文明的整体脉络。

　　夏商周时期，中原玉文化吸收各地精华，形成统一的礼乐用玉制度；秦汉大一统后，玉器的制作工艺与使用规范在全国范围内趋于统一；唐宋至明清，苏州、扬州、北京等玉雕中心虽风格各异，但都遵循“温润内敛”的审美准则，服务于共同的文化需求。这种“和而不同”的地域融合，使玉文化成为跨越地域、连接民族的文化纽带，无论身处中原还是边疆，人们对玉的喜爱与认同始终一致。

　　包容性：玉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开放发展

　　地域文化的多元融合，是玉文化包容性的鲜明体现。这些地域玉文化并未孤立发展，而是通过族群迁徙、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形式相互影响。从魏晋南北朝的南北交融，到唐代的中外互鉴，再到辽宋金元的多民族融合，直至清代痕都斯坦玉器的跨界影响，玉器始终以开放姿态吸纳多元文化养分，在风格、工艺、内涵上不断突破，成为文化融合的生动见证。

　　唐代玉器的包容性彰显为中外文化的广泛互鉴。作为大一统的盛世王朝，唐代对外交流频繁，丝绸之路成为文化传播的纽带。玉器风格突破传统桎梏，大量吸纳西域、中亚乃至东南亚的文化元素，造型上，出现了胡人乐舞纹玉带銙、狮纹玉饰等带有异域风情的器物；工艺上，借鉴西域的金银错、镶嵌技艺，将玉与金、银、宝石等材质结合，制作出“金镶玉”器物，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包铜嵌宝白玉镯，玉与金银珠宝交相辉映，尽显奢华大气；内涵上，西域的审美风尚与中原的礼乐文化相互融合，唐代玉匠在保持自己鲜明特色的审美情趣的同时，对外来文化博采众长择优吸收，体现了唐代“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

　　辽宋金元时期，玉器的包容性体现为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融。宋代玉器以“雅致内敛”为核心，造型简约、纹饰素雅，凸显文人的审美情趣；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带来了草原文化的刚健质朴，玉器多以动物、人物为题材，造型写实生动，如辽代的春水玉、秋山玉，描绘了契丹族狩猎生活场景，纹饰粗犷豪放，充满生命力。不同民族的玉器风格并非孤立发展，而是相互借鉴：宋代玉器吸收辽金的写实技法，使器物更具生活气息；辽金玉器则融入宋代的雅致审美，部分器物纹饰趋于细腻。这种“各取所长”的融合，让玉器文化突破民族界限，形成兼具汉地文雅与草原豪迈的多元风格，反映了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和平性：玉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

　　玉的物理特性为其和平性奠定了物质基础。与青铜的坚硬锐利、铁器的刚猛厚重不同，玉以“温润细腻”为核心特质，触手温润、光泽内敛，无锋芒外露之态，有谦和包容之姿。这种自然属性与中华民族崇尚的“和为贵”理念高度契合，古人从玉的质感中感悟出“温润如玉”的处世之道——不逞强、不张扬，以柔和之态待人接物，以包容之心化解矛盾。从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圆润曲线，到明清玉佩的玲珑剔透，玉器的造型始终追求圆融和谐，避免棱角分明的凌厉感，这种审美取向正是和平精神在器物上的直观体现，让玉成为和平理念的天然象征。

　　玉文化的和平性集中体现在精神内涵的价值追求上。孔子提出“君子比德于玉”，将玉的“廉而不刿”作为君子修身的重要准则，倡导以谦和有礼、温润包容的态度与人相处，反对暴力冲突。这种“以玉比德”的思想，将玉的自然属性升华为道德规范，使“和”成为玉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核。汉代以来，玉文化进一步融入“仁爱”思想，将玉视为“仁”的载体，主张爱人如己、亲善睦邻。无论是文人雅士佩戴玉器彰显品行，还是寻常百姓以玉祈福纳祥，玉文化始终传递着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成为维系社会伦理、化解矛盾冲突的精神纽带。

　　玉器的功能演变始终围绕和平主题展开，凸显其和平性特质。先秦时期，玉器虽为礼器，但其核心功能是“以玉礼天”“以玉和人”——通过祭祀玉器沟通人神，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通过等级玉器规范社会秩序，避免因权力争夺引发的战乱纷争。汉代“玉殓葬”制度虽带有生死观的色彩，但本质上是对生命的敬畏与珍视，体现了“好生恶杀”的和平理念。唐宋至明清，玉器走向世俗化，成为情感交流的载体：定情玉佩见证爱情的美好，传世玉镯承载亲情的绵长，友人赠玉传递真挚情谊，玉器的功能从“礼治”转向“人伦”，但传递和平、和谐的核心诉求始终未变。

　　玉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物质与精神结晶，全方位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其跨越一万年的连续发展、持续的工艺与思想创新、对文化统一的促进作用、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以及和平内敛的价值追求，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深入研究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还可为当代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提供历史镜鉴。

　　（作者系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