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日本政要高市早苗近期的狂妄言论，不禁让人们反思，日本军国主义何以死灰复燃，甚嚣尘上？

　　如何看待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谬论，竭力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一系列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多位相关领域学者，对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进行深度剖析。

　　错误史观与战后格局是深层原因

　　数十年来，中日学界通过共同研究不断凝聚共识，尽管中日双方在部分细节上仍有探讨空间，但所有严肃学者均承认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在。日本左翼学者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和对话。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进一步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然而，日本国内部分右翼势力始终试图否认这一铁的事实，且否认论调不断升级。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告诉记者，早期日本右翼分子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辩词奉若至宝，炒作“南京沦陷时人口不足30万”等谎言。后来，部分右翼学者披上“学术”外衣，声称当时国共两党刊物无相关记载。随着中国学者从史料中找到确凿证据驳斥后，他们又转而质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词、《拉贝日记》的真实性。近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北村稔则试图否定田伯烈等第三方人士的客观性，否认其编纂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作为第三方证据的效力。如今，这些论调已被证实完全站不住脚。

　　除了南京大屠杀，还有很多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遗留问题，如历史事实认定、战争性质判断、战争赔偿、遗弃化学武器处理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提出，尽管中日学者已在战犯审判、南京大屠杀、细菌战部队、“慰安妇”制度等史实层面达成基本共识，但在钓鱼岛主权、战争赔偿、历史认知纠正及被掠文物追索等问题上仍存分歧。

　　对于这些分歧的根源，张生从战后国际政治结构的角度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表示，美国在二战末期选择与日本保守势力妥协，保留天皇制度，并逐步扩大豁免范围，导致战争责任链条断裂，留下隐患。此外，美国为获取731部队人体实验资料，赦免了石井四郎等战犯罪责。随着冷战格局形成，美国重新调整对日政策，不少战犯未受审判甚至重返政坛，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系统性地篡改和美化侵略历史。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认为，东京审判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作出了定性审判，对甲级战犯进行了惩处，但很快由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实施对日本的扶持政策，尤其在日本经济崛起后，日本右翼不断发出试图推翻东京审判结论，实现“国家正常化”，随着日本社会不断右倾化，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日益艰难。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日本始终未能树立正确战争史观。杨伯江表示，自战败以来，在美国庇护下上台的日本保守政府始终对侵略历史采取暧昧、回避甚至否认的态度。他特别提出，2015年安倍晋三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刻意模糊侵略与殖民事实的言论，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侵略历史。这种官方态度的倒退，引发亚洲各国对日本和平承诺的质疑。

　　以学术正义守护历史记忆

　　面对历史修正主义逆流，中日韩等国学者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共同守护历史真相。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表示，三国学者合作出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等著作，并设立“东亚和平论坛”，展开多次联合调查与对话，努力寻求共识。

　　在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率先开展系统性工作。1963年南京大学日本史小组编写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是全球首部专门研究该事件的著作。自20世纪80年代后，为了反击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荒谬言论，国内学者加大南京大屠杀研究力度。2000年开始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团队远赴海外搜集史料，历时十年整理出版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4000余万字的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史料，进一步全面论证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张连红提出，这批史料集的出版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张生介绍，日本国内也有不少秉持正义的学者，如吉田裕、笠原十九司等坚持实事求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史实，与社会活动人士一道推动真相传播。但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散布虚假言论。随着史料不断公开，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触真实历史。

　　针对日本右翼质疑的南京大屠杀人数问题，日前，美籍华人鲁照宁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的1937年12月8日法国《卓越报》明确记载南京沦陷时“尚有百万居民”，与东京审判时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的证词相互呼应，直接回击了“人口不足30万”的谬论。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资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誉侵权案的胜诉等，均让日本右翼的否认言论不攻自破。

　　在“慰安妇”问题方面，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林博史等与中方立场相近，明确提出慰安所体系是日本政府与军方推行的有组织犯罪，国家责任不可推卸。但也有如藤冈信胜等保守学者妄称“慰安妇”属公娼制度，否认强制性质。面对这一情况，中国学者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持续发声，出版多语种研究成果，为历史定论提供坚实基础。

　　在细菌战与化学战研究方面，跨学科合作不断深入。中外学界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从历史学、医学、考古学等多角度对731部队罪行展开调查，出版《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731部队全史》等重要成果。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彦君表示，这些成果清晰揭示了日军细菌战的准备、实施、危害与责任归属，推动国际社会深化认知，也促进了相关遗址保护与和平教育。

　　关于钓鱼岛问题，学者们从国际法、历史等维度构建了完整的论证体系。张生说，美国通过《日美安保条约》将钓鱼岛纳入所谓“适用范围”，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但日本学者村田忠禧等也承认日本所谓“领有”论缺乏法理依据。杨伯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等中国学者均提出，历史文献明确显示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其主权归属清晰无疑。

　　迈向历史正义的挑战与路径

　　战争虽已结束，历史遗留问题却依然深刻影响着现实。纵观学者们的观点可见，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政府能否真正反省侵略历史，而非纵容右翼势力继续歪曲和美化战争罪行。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多个维度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路径。

　　国际合作是解决歪曲侵略史观问题的基础。苏智良表示，面对日本国内不断蔓延的历史虚无主义，单一国家的努力远远不够，必须联合日本国内进步团体、韩国及东南亚各国的和平组织与研究人员，形成跨国界的共识阵营，共同抵制否认历史的逆流。在司法实践层面，他特别提出，鉴于以往受害者国际诉讼屡屡受挫，可参考韩国模式，探索在本国法院提起索赔诉讼，为受害人开辟新的司法救济通道。

　　在学术支撑与历史阐释方面，杨伯江提出，日本政界与社会中残留的军国主义思想不仅阻碍历史问题的解决，更对区域和平构成潜在威胁。为此，中国学界应加强与全球正义力量的合作，系统梳理日本侵华整体历史，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近代史与当代史之间的学科壁垒，尤其要从全球史视角论证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重大贡献，为外交对话与社会认知提供扎实学理依据。

　　要实现有效的学术支撑，离不开扎实的史料挖掘与严谨的方法更新。张生提出，应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搜集一手档案，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厘清问题脉络。他建议，加强政府部门与学术界的协作互动，实现资料共享与研究共振，使学术成果成为对日交涉的“硬支撑”。与此同时，要警惕第三方势力利用中日历史争议谋求自身利益，并注重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新一代学者，保障相关研究可持续推进。

　　战争遗留问题的真正解决，关键在于日本必须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纠正错误历史认知。张连红认为，日本“纠正历史认识”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前提。如果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势力继续否认侵略和拒绝承担战争责任，那么战争赔偿、慰安妇、遗留化学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都将无法真正解决。日本政府必须深刻反省侵略战争，主动承担遗留问题的战争责任，为中日关系改善扫清障碍。杨彦君认为，针对细菌战等专项议题，需进一步强化学术分析与新资料挖掘，重点追踪日、美、俄等国档案馆的未公开档案，整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与医学等多学科方法，以严谨的实证研究澄清史实，有力驳斥右翼谬论。

　　针对日本政要高市早苗近期关于台湾问题的狂妄言论，受访学者进行了深入分析。张生提出，战前日本以虚构“生命线”为由侵略他国，战败后日本虽失去这些“生命线”却迎来繁荣，可见这些所谓的“生命线”都是军国主义分子为侵略编造的荒诞理由。战后日本的繁荣得益于世界各国的谅解、帮助，以及其承诺走和平道路的表态，但高市早苗近期的言论对此毫无感念，并将日本所谓的“利益线”设于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企图将美日违反国际法故意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具体化，严重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暴露了其试图复活军国主义路线的危险企图。对此，我们必须严阵以待，发扬当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视为捍卫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斗争，并争取全胜。这不仅关乎中国利益，也是帮助日本人民防止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苏智良则认为，高市早苗的战争言行不仅打破了日本历任首相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红线”，更将日本引向一条背离和平宪法、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道路。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损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关系到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的基本信义，是中日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历史早已证明，军国主义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日本若不彻底清算侵略历史，任由右翼势力抬头，继续在历史问题上颠倒黑白、在地区事务中制造分裂，不仅会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更将违背历史潮流和人类良知，给东亚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新风险。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需要日本政府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妥善处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回应受害者诉求；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更需要每一位心怀良知的人铭记历史、传承记忆，以坚定行动守护和平与正义。

　　唯有正视历史、敬畏真相，才能使战争遗留问题不再成为中日关系的障碍，才能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楠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