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制造车间里，机械臂以毫米级的精度协同作业，展现着工业智能化的最新成果；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数以亿计的数据实现跨省无缝流转，彰显了数字治理的高效协同；“东数西算”工程枢纽内，海量算力驱动人工智能模型快速迭代，孕育着科技创新的无限可能……今日之中国，数字浪潮奔涌不息，正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助推数字中国建设迈入系统整合、全面深化的新阶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列为战略重点，标志着这场变革从局部探索走向全局统筹，从技术驱动转向价值引领。学术界普遍认为，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人工智能+”行动、数字治理体系完善等关键议题，中国正以系统性战略思维重构国家竞争新优势，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据统计，全国数据企业数量已突破40万家，5A级景区数字化改造全面完成，日均人工智能算力消耗量达万亿Token级规模，为“十五五”时期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十四五”规划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表述相比，《建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这一转变具有深刻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向楠认为，作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数字技术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突破传统增长瓶颈，激发经济跃升新动能。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晓华分析，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范式正经历三重深刻转变：从技术导向转向价值导向，更加注重解决实体经济痛点；从单点尝试转向生态协同，强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从粗放监管转向全面治理，构建发展与安全并重的制度体系。

　　创新引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明确表述，凸显其作为产业体系革命性变革的根本动因。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国胜表示，人工智能不仅将快速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还将在制度层面推动技术经济范式转化，塑造出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新规则体系。

　　值得关注的是，《建议》将“数据要素”“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和“治理监管”等关键点并置，形成相互支撑、彼此赋能且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二级教授李平阐释道，这四者构成了数字中国建设的系统框架。数据要素是基础，为人工智能提供高质量“燃料”；“人工智能+”是核心引擎，其催生的新形态能反哺数据资源开发；深度融合实现价值闭环；治理监管构筑安全屏障。

　　在数字经济从战略规划向规模化实施的关键转型阶段，如何构建既能有效防范风险又能充分激发创新活力的治理体系，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建议》将“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与“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并列提出，旨在打通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任督二脉”。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海强认为，当前亟须建立更清晰的监管框架与激励机制。他建议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鼓励清单外主体创新，释放数据要素市场活力。

　　“深度融合”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长期目标，需要系统化的实施路径。张国胜提出了“点、线、面”协同推进的方案：在“点”上加快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细分领域瞪羚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对接；在“线”上构建产业互联网，充分利用制造业分工细化的特征整合数据资源，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在“面”上建设“产业大脑”，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赋能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平台企业的规范发展对于构建健康有序的数字经济生态至关重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建议，通过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依托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多元化的司法救济路径，形成有效的法律威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丽提出了平台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方向。她认为，平台企业需要从过去以流量竞争、数据独占和生态封闭为标志的发展模式，转变为数据要素共创共享、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创新主体。从数据独占转向价值共创共享，促进数据要素的社会化流通；从消费互联网向AI+产业延伸深耕，为中小企业提供轻量化的数字化转型工具；从封闭发展转向协同创新，积极参与国家算力网络、行业大模型等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发展与治理的动态平衡是数字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陈海强认为，关键在于加强对数据流通与AI应用负面效应的识别与研判，建立科学的影响评估机制。同时，应构建多元共治、前瞻包容的治理机制，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充分释放创新活力。

　　我们正身处数字文明的春天，各项新事业如雨后春笋，生机无限。然而，发展与挑战始终相伴相生，必须未雨绸缪，警惕来自不同领域的潜在风险。李平提出，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核心技术与治理能力仍有提升空间；发展不均衡矛盾依然突出，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显著，广大中小企业在转型中普遍面临成本高昂与专业人才短缺的双重困境。此外，全球数据治理规则不一，也给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显著外部压力。陈海强提出，当前数据要素应用多集中于金融风控、精准营销等少数领域，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效率，但可能加剧中小金融机构竞争压力，引发新的社会风险。他建议，下一步应拓展数据在医疗健康、交通运输、养老服务、低空经济等高成长潜力领域的应用，推动数据要素更广泛地赋能实体经济。

　　基于上述机遇与挑战，学术界更应着眼未来，开展前瞻性研究，在多个前沿领域重点布局。王向楠表示，应持续研究数据产权、流通、定价、交易的机制，明晰公共数据与私有数据的边界及共享规则，推动数据要素释放潜能；深入研究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对劳动关系、产业结构和财富分配等方面的影响；关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等研究；加强数字社会和数字文化建设；加强对不同国家数字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发展理论体系。

　　针对中国学术界如何提供原创性的理论解释并构建数字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杨东表示，学术界在方法论上，应建立以“第五科学范式”为基础的研究框架，将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在经济理论层面，则需以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可重复利用等本质特性为起点，突破传统工业经济的权利范式束缚。

　　在“十五五”的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系统性变革。唯有坚持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方能在数字文明的新时代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